元代地方刻書，多由書院領其事，因元時州縣皆有學田，以供師生廩餼，有餘款便用以刻書。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書院刻書有三善：”山長無所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儲官，而易印行，三也”。刻書要校讎，要經費，要易於流通，三個條件書院都具備，故其刻本頗精，為後人所稱道。
元代全國書院有一百二十個，故所刻之書頗多。
此外各路儒學刻書的很多。其他私刻坊刻就更多了。
清末葉德輝《書林清話》中說：”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於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猶存，勝於宋刻者。”的確，傳世的刻本書。以宋版為最早；但因年代久遠，保存到今天的已經不多。不得已而求其次，自以元刊本為最可貴。故版本學家說起版本，經常以”宋元”並稱。
(三)、明刻書
有明一代，南北兩京的國子監都刻印經史書籍，而尤以南京國子監所刻為最多，統稱”監本”，或分稱”南監本”、”北監本”。
內府刻書，由司禮監領其事。司禮監設漢經廠，專刻四書籍，設番經廠，專刻佛經之類的書籍；設道經廠，專刻道家書籍。經廠所刻，統稱”經廠本”。”經廠本”，多係大本大字，但校勘不精，不為世人所重視。此外，各部院、各藩府、各直省，也多半刻書。各直省所刻，以蘇州府刻的為最多，淮安府次之。
明代私刻坊刻甚多。私刻的書以明末”汲古閣本”最為有名。汲古閣是常熟藏書家毛晉的書齋名。毛氏校刻書籍，起於萬曆末年以至清順治初年，前後曆40餘年，刻書凡數百種。其中大部頭的書如《十三經注疏》、《十七史》等，流行最廣。
一般地說，明代嘉靖以前的刻本較好，特別是明初，有的刻本可與宋元本並駕齊驅，甚為名貴；萬曆以後的刻本就失之於濫了。不僅校勘不精，且有任意篡改古書的現象。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八《政書》條下所說：”萬曆間人，多好改篡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因此清代藏書家所出書目，多以嘉靖為斷。對萬曆以後所出書，則選取非常嚴格。
(四)、清代刻本
清代官刻本有所謂”殿版”，為前代所無。康熙時，在武英殿開始設立修書處，刻書極工。到乾隆四年，詔刻《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並在武英殿設刻書處，派大臣總裁其事。以後又刊成《三通》、《二十四史》、《大清一統誌》諸書，刻印均佳。乾隆三十八年，選擇《四庫全書》中的善本用活字印行。清高宗以”活字”名不雅馴，改稱”聚珍版”。這就是後來所謂武英殿珍本叢書。
清代官刻之書又有所謂”局本”，同治年間開始在江寧創立金陵官書局。不久，江西、浙江、福建、兩廣、兩湖等省也相繼設局。印書甚多，稱為”局本”。今通行本《二十四史》有”五局合刻本”，即由江寧、蘇州、揚州、杭州、武昌五個書局合刻而成。其中江寧局據汲古閣本刻《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南史》、《北史》、《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揚州局據汲古閣本刻《隋書》；杭州局據江都懼盈齋本刻《舊唐書》，據汲古閣本刻《新唐書》，據殿本刻《宋史》；蘇州局據道光補印殿本《遼史》、《金史》、《元史》，武昌局據汲古閣本刻《新五代史》，據殿本刻《舊五代史》、《明史》。
清代私刻坊刻亦甚多，三百年來，印書之多，超乎前代。
清代學者整理古書的成績很大。特別是乾嘉學者，精於考證校勘之學，校刻之書，精審可靠。張之洞在他所著《輶軒語》中談到讀書宜求善本時說：”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這個說法並不誇大。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清代學者讀書細心，許多古書經過他們采用舊本校勘過，或者在已經校勘的基礎上重新作了注釋，再督工開雕，這種刻本，自然就是最好的本子。清代學者如何焯、惠棟、盧文弓召、陳景雲、全祖望、沈廷芳、戴震、段玉裁、丁傑、姚範、錢大聽、錢東垣、彭元瑞、謝墉、周永年、李文藻、孫星衍、孫繼涵、王念孫、王引之、阮元、顧廣圻、鮑延博、黃丕烈、秦恩複、趙懷玉、張敦仁、羅士琳、吳騫、陳鯨、錢泰吉、汪遠孫、曾釗、洪頤煊、陳壽祺、姚覲元、俞樾、戴望、丁晏、孫詒讓等等，都是校書名家。經他們校過的書，都是善本，稱精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