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業餘研讀近代史之餘，尤愛收集軼聞遺事，積以時日，集腋成裘，這便是本書的由來。軼事一向為傳統史家所重，雖常見於稗官筆記之書，不為當今所謂的正史多所擷取，但它無疑又是最具曆史底色的。對這些曆史的“碎片”，司馬遷曾在《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太史公之論，提升了軼事對於史學的作用和價值。故後代的史家大都留意對軼事的搜求整理，並有人編成專書，與正史相參，以補正史的不足。
這本書主要選取了與北洋係相關的15位將軍軼事，時間跨度為晚清與民國時代。曆史本是人和事的集合，事因人起，人以事存，書中所輯側重人物言論與史實細節，體例則為史料性筆劄作品。書中記述的北洋將軍事跡，均收輯自近代史料、筆記叢刊、館藏檔案、口述回憶、曆史傳記、論著等，文藝類作品一概不選。其旨在拾遺補缺，輯殘存軼，以傳述人物言行，兼及晚清與民國時代的許多重要史實。因所涉史料有文言也有白話，且敘述風格不一，為求得相對和諧，除人物言論外，在不違背原意前提下，大多進行了改寫潤色。近代筆記、雜錄及文集汗牛充棟，編著者雖耗時數年，因受學力、眼界所限，亦難巨細畢具，網羅無遺。至於對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記述，即使時人所述，常常也會莫衷一是、諸說並存。若論見仁見智，辨明真偽，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吧。
說到近代中國，常繞不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語。“大變局”中最扣人心弦的高潮一節，無疑是民國初年的這段曆史。帝製傾覆而共和肇建，中國處於急劇的大轉型中。內憂外患方殷，奇劫大亂已至，人物卻竟興迭起，正所謂時勢造就英雄。肇端於19世紀末、崛起於辛亥革命之際的北洋集團，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無疑是那個時代的驕子。這個統治中國16年之久的政治軍事集團，曾經的榮枯興亡、聚散離合，演繹出了蕩氣回腸的曆史樂章。隨著北洋時代的終結，其後卻愈來愈被政治化、概念化、妖魔化了，使曾經的輝煌褪盡，隻剩下恥辱與罪過。當今天的人們即將迎來帝製終結與“共和”之始的百年，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窺見到曆史的某種延續性，即使對“北洋軍閥”這樣一個已被汙名化的群體，他們對製度“革故鼎新”的嚐試，直接或間接地啟示著今天正創造的曆史。北洋時代又何嚐不是曆史鏈條中的一環，勾連著逝去的舊王朝，又接續了共和新時代。如果僅用“反動軍閥”一語便將其勾銷，怎能不令人為之唏噓！走筆至此，不由想起錢穆先生曾說的話：“所謂對其本國以往之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那麼，我們對曆史該有怎樣的溫情與敬意呢？
回望曆史，在宏大的曆史敘事觀照之下，去聚焦作為個體的曆史人物不同命運、際遇與選擇，將曆史還原為細節，讓人物重歸於人性，去體察百年中國的跌宕變幻、雲詭霧譎。在民國初始武夫當國的時代，北洋係軍人固能稱雄於世，自然與它的人才之盛密切相關。一代梟雄袁世凱編練新軍，開啟了中國軍事近代化的先河，其間著名人物，沉雄剛毅如段祺瑞，圓融大度如馮國璋，敏達淡泊如王士珍，忠誠無畏如吳佩孚，才氣縱橫如徐樹錚，等等。他們在政壇軍界，或縱橫捭闔，互爭雄長；或吊民伐罪，勵精圖治，各自書寫了多姿多彩的人生傳奇。同時這些亦新亦舊的人物，又充滿著複雜性和多麵性，以致他們在千裏湧瀉的時代潮流中逐漸淡出。今天我們評說其是非功過，不應受政治成見的影響和時人毀譽束縛，唯有“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方能洞悉人性本真，見到曆史真相，了然成敗因由。
曆史雖已消失在遼遠深邃的時空中，深入它的隱蔽之處並非容易。昨天的那些“事”，總是撲朔迷離地隱伏於曆史的塵埃之中，有種種疑障與重重迷團。曆史的細節雖然為我們提供了發現真相的鑰匙，但打開這扇門，仍需“下窮碧落上窮天”，
鉤沉求索而不止，才會認知曆史發展的關節脈絡所在，為後人提示有價值的殷鑒。我們對於曆史的任何看法，其實對於它本身已無意義，但對於我們今天卻十分重要。換言之，對於曆史的態度，並不能改變曆史本身，卻能夠改變我們自身。以這樣的態度談史論事，公允而寬容地對待我們的先人。
這就是我們對待曆史的最大的溫情與敬意吧！
楊潛2010年5月於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