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的指示，隻是根據看到的一些表麵現象和從主觀願望寫的，所以它是一個脫離實際和經不起實踐考驗的指示，因而也是一個錯誤的指示。”這個指示出台的時候，彭德懷正隨周恩來去保定、石家莊等地做統戰工作，不在總部。當他從衛立煌處回到八路軍總部時，才看到這個指示，到他廬山會議後寫《彭德懷自述》時仍然沒有搞清楚執筆人是誰。
但彭德懷仍然誠實地在《彭德懷自述》中寫道：
“但我看後，並沒有反對。雖然這個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我去保定前，與朱德、粥時、左權等數同誌一起閑談過：“日本皇軍不可戰勝”是神話。如果八路軍經常有20萬，有蔣介石嫡係軍的裝備，再附加若幹炮兵、國民黨軍依險防守，我軍機動作戰，靈活打擊敵人，把群眾發動起來參加抗日鬥爭，山西是難以打進來的。這是輕敵速勝的思想，對別人可能有影響。我是軍分會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責任的。”華北軍分會的10月指示，使很多幹部本來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實上，由於開赴抗日前線的準備時間很短，很多幹部遼沒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就出發了。
華北軍分會的指示一下來，大家自然認為“遊擊運動戰”、“運動遊擊戰”、“山地遊擊戰”都是差不大多的一個東西，或是根本就沒必要去分清楚，隻要是打鬼子就行。
這是第一次來自內部的“不同聲音”。
第二次“不同聲音”則是“從天而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機場戒備森嚴，中共的很多黨政軍要人，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都靜候在機場上，不時仰望著藍天，等待著遠方的客人。
不多時，一架飛機從蘭州方向飛來。從飛機上走下來的客人對於等待的人們來說並不陌生。
當飛機艙門打開時，個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陳紹禹），從飛機裏走了出來。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從蘇聯回國來指導中國革命。
王明雖身材不高，講起話來還有些大舌頭，但此人擅長文筆，講起後來亦滔滔不絕。
王明第一次回國後，由於有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個留過蘇的普通黨員而上升為中共中央領導人。
缺乏中國革命實際經驗的王明，在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下到一年之後，由於白色恐怖不斷地有人頭落地，使王明喪魂落魄，惶惶不可終日，終於在1931年10月18日，攜妻子又回到了紅色保險箱——蘇聯。
6年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鬥爭已經過了多次反“圍剿”的殘酷鬥爭，也走過了二萬五千裏的艱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國民黨共同抗日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合作後，王明又從千裏之遙的蘇聯匆匆趕了回來，來摘“桃子”或是來實現他的領袖欲。
和王明同機歸來的，還有陳雲和康生。
當時在場的張國煮，用“握手擁抱，一堂歡敘”來描述當時王明和毛澤東等人見麵時的場麵。
雖然工明第一次執掌中共領導權並沒有給毛澤東等人留下什麼好的印象，但畢竟那時黨是一個年輕的黨，它的領導人也多是年輕人，借用列寧的一句話：年輕人犯錯誤上帝也會原諒，更何況是寬容大度的中國共產黨了。
在機場上，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歡迎從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指蘇聯機組人員），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
明擺著，王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的身份，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
沒多久，王明就和毛澤東為代表的一群中國共產黨人在政見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毛澤東堅決地主張在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而王明則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
這時已經不是簡單地王明要取毛澤東而代之的問題，它已涉及到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實事求是他講，王明在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方麵發表過一些正確意見。
王明第二次回國後，在政治局會議上所做的《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以及第二天的發言中，也有一些正確的看法。但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對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提出了比較係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