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那個年月(1 / 3)

在曆史專業書中,是這樣敘述“五一”大“掃蕩”的結局的:“五一”大“掃蕩”,我方“傷亡減員達16000多人,群眾被殺害、抓走達5萬餘人。至6月底,敵基本上控製了冀中平原地區,我軍主力被壓縮在中心區以外,一時不能返回。冀中根據地基本上變成了遊擊區及敵占區。”

遊擊區,那就至多隻是“半個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們的;敵占區,則連半個天下恐怕都沒有,隻能是偶爾一往吧。

日軍在大“掃蕩”結束後,不像以往那樣撤回沿交通線城市或大據點,而是留下重兵,駐紮在冀中鄉村。日方文獻聲稱:“在進行冀中作戰時擔負著‘軍事上猛烈攻擊’任務的各兵團,為了鞏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聯隊、大隊在反複進行清掃作戰後,逐漸轉為中隊、小隊分駐形式,並設法加緊完成警備據點的自衛設備、交通通訊網的完善及隔斷壕的構築等等。與此同時,要一麵開展對民眾的工作及加強偵諜組織網,一麵要逐漸實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擴大治安地區。”

從山西調來參加“五一”大“掃蕩”的日軍41師團,“掃蕩”結束後,就留在了冀中,並附屬獨立混成第9旅團等部,擔任冀中地區的防務。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師團才調至太平洋戰場,冀中地區的防務,則“大部分由獨立混成第9旅團擔任(司令部移駐德縣)。”

用一個師團又一個旅團日軍駐紮在冀中,這本錢花得不小。一方麵,用日本人的話說,這是為了“鞏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這麼大力氣,死傷這麼多人才占據的冀中又丟了,一方麵,據說日本人還考慮到中共方麵有可能反擊。日華北派遣軍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戰時月報》中講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據地,現秋收季節迫近,深感困難。因此,不難想象,為了打開局麵,今後將會進行頑強的策動,企圖發動第二次百團大戰,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據地,以牽製阻止日蘇開戰。由於存在著不少迫使共軍采取行動的因素,因而對其今後的動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說:“中共失去冀中根據地後,又值秋收季節臨近,局勢更加困難。這時中共北方局發表了彭德懷建議的‘關於堅持平原根據地問題’的討論事項,力圖重建平原根據地。”

一方要力圖奪回或恢複冀中平原根據地,一方則全力保住已占領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難理解,為何在“五一”大“掃蕩”後,日軍仍在冀中地區保持著相當大的兵力,並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到處設據點,修崗樓,以肅寧縣為例,“五一”大“掃蕩”以來,日偽在縣內新設據點幾十個:5月2日,敵在石連城建崗樓,駐日軍一小隊,偽軍一小隊;6月:敵在景口據點增兵,駐日軍一中隊,偽軍一中隊;6月,敵人在大史堤建崗樓,駐偽軍一小隊;6月,敵人在泥洞建崗樓,駐日軍一小隊,偽軍一小隊,偽警一小隊;6月,敵人在何莊建崗樓,駐偽軍一班;6月,敵人在曲呂建崗樓,駐偽軍一小隊;6月,敵人在豆閻莊建崗樓,駐偽軍一小隊;6月,敵人在呂莊建崗樓,駐偽軍一班;6月,敵人在龍堂建崗樓,駐偽軍一小隊;6月,敵人在西辛莊建崗樓,駐偽軍一中隊;6月,敵人在宋莊建崗樓,駐日軍一班,偽軍一小隊;7月,敵人在後堤建據點,駐日軍一中隊,偽軍一中隊;7月:敵人在大閻莊建崗樓,駐偽軍一小隊;7月,敵人在窩北建據點,駐日軍一小隊,偽軍一中隊,偽警一班;……

日軍在冀中修築的炮樓、碉堡據《深縣誌》所載“深縣境內偽據點碉堡一覽表”統計,在冀中腹心區的深縣,有敵偽據點、碉堡102個,其中41個,是“五一”大“掃蕩”後新建的。這麼多新建據點、崗樓,加上原有據點,幾乎遍布全縣角角落落。以前,日本人隻是在縣城及大城鎮待著,許多偏僻點的村莊的村民,抗了幾年日,和日本人都沒打過照麵。現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裏住著,一天到晚低頭不見抬頭見。

如此一來,漢奸、壞人還了陽,覺得腰杆硬了,落後分子更加消極,甚至投向日偽。中間態度的群眾,也都顧忌重重。原在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工作的老人,回憶起當年的歲月,說到一位抗屬老人對他們說:“大侄女,侄子們,你們的家,都距這裏不遠,我給你們點錢,你們回家吧,在哪兒也不如守著自己的爹娘保險,平時抗日還行,這年頭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險了,聽大伯的話,以後,日本人走了,你們願意抗再出來,我這都是為你們好!”

“這年頭是日本人的天下了”,這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掃蕩”後的實際情況。不要說主力部隊了,就是縣大隊、區小隊等地方武裝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憶說:“五一”大“掃蕩”後的大城縣“全縣僅剩三十六七個縣區幹部堅持鬥爭,到處碉堡林立,公路如網,偽大鄉、偽保甲和偽情報網在各村建立起來,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線,驅使著以叛徒組成的憲兵工作隊到各村抓幹部、黨員,殺人放火,橫征暴斂,全縣處於一片恐怖狀態。”大城縣是如此,其他各縣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如當年任之光縣縣委書記的曹洪濤老人也說,縣裏在“掃蕩”後隻剩下幾十個幹部,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訪曹洪濤記錄。

冀中作家徐光耀創作的小說《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鬼子、“皇協”到處跑,到處發橫,愛殺就殺幾刀,愛打就打幾槍。抗日的政權都不見了,穿軍裝的八路一個也沒有了,婦救會,青抗先,還有哪個膽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維持會”,都給敵人“掛上勾”了。看吧,滿眼盡是敵人的勢力:白天,滿天都是膏藥旗;黑夜,遍地都是崗樓燈……時間好像幾天之間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這樣的客觀環境下,百姓們見不著我們的隊伍,見不著我們的幹部,隻瞧見村口崗樓的太陽旗,隻聽見這個叛變那個投敵,也不由有些悲觀感歎地說:“難道五年抗戰就這樣結束了嗎?”

沙皇和列寧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書記張逢時來到44地區隊駐地,並給大家帶來一份“五一”大“掃蕩”後第一次出版的《團結報》,大夥很久沒看上報紙了,都爭著搶著看。報上印著一行大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並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題目叫《沙皇和列寧分家》,內容是這樣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寧分家,沙皇說:我給你一半莊園和土地怎麼樣,你要什麼?列寧回答說:莊園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沒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們為什麼對這麼一則寓言故事記憶猶新,幾十年後仍念念不忘呢?或許是因為,這雖是一則故事,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五一”大“掃蕩”過後冀中的實情:什麼都沒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

那麼,大“掃蕩”後,百姓們又過的是什麼日子呢?老人們說,都說“五一”大“掃蕩”苦,其實,“五一”大“掃蕩”過後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紗帳起來之前這段日子更苦。說起那個年月的苦事、慘事,真是說不完。

先說物質生活的貧窮。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樹枝也榨出油來。什麼都要,什麼都搶。鬼子一進村,後頭跟著什麼“砸鍋隊”、“斂鐵隊”、“倒油隊”,砸鍋隊負責把各家各戶的鍋都給砸了,斂鐵隊負責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鐵器,連鏟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隊是專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燈瓶的。至於糧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話下,統統拉走。鬼子從任丘縣梁溝這麼個普通村莊,一次就拉走80大車東西。從安新縣端村,搶來的東西裝滿載重兩萬斤的大船三艘。

搶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澤縣日軍“掃蕩”賈村,等鬼子走後村民們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內到處是火堆,燒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門扇、櫃蓋……院子裏亂堆著燒焦的豬頭,一團團雞毛,大便、糧食,每家的鍋和缸,都有兩個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幾乎沒一件完整可用的東西。

鬼子搶來的羊糟蹋完了還要勒索。百姓養的牲口,不管是牛、驢、騾,一個季度要納稅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納稅,就得不到一個寫著“保險版”的小木片(掛在牲口頭上),可以隨意被日偽拉走。養隻雞一季要交稅5角,養條狗也要交稅。牲口都要交稅,人就更不用說了,良民像要交5角,戶口冊子7角,偽“自衛團”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稅,每季每畝27元,還有什麼“地攤”,每季每畝40元,結果地越多稅越多,再賤的價錢,也沒人願買地。

除了這些死稅,還時常有“活稅”,即日偽找種種借口敲詐百姓。如寧晉縣偽軍向一個村要500個一樣的老頭去出工,村裏派了500人去,但卻遭了一頓打。後來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頭,而是印有“老頭像”的十元一張偽鈔500張。保定東郊的偽軍跑到白廟莊,張口就讓每家做100個人的飯,做少了,做慢了,馬上拉出去槍斃。小家小戶誰一下子能做出100個人的飯來,還不也是借故詐財。

日本人搶、漢奸們詐,真是弄得百姓們一貧如洗,無以為生。任丘縣長村,百八十戶人家,在“五一”大“掃蕩”後,有糧能支持到過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過年的僅有三五家,其餘的已斷了糧,靠挖地梨吃維生。富戶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貧農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們一個個麵黃肌瘦,衣不蔽體。在美麗富饒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現了討飯、餓死、年青婦女斷經、拋棄孩子等種種以往大災年都沒有過的事情。在束鹿縣的舊城等地,甚至出現了買賣人口的人市。

如果僅僅是貧窮還好說,更要命的是在日偽統治下,連起碼的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日本人慘無人道的奸淫婦女,變著花樣的殘殺百姓。

說起日本人奸淫婦女,一位老人告訴了我們這樣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帶堅持鬥爭。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圍了一個村子,把村裏沒跑了的姑娘、媳婦全集中到一起,當著眾人的麵,扒光衣服,大冬天往身上潑冰冷的井水,看著她們凍的樣子取樂。日本人走後,當時就有個姑娘跳了井。其他的姑娘、媳婦也都要尋死,好孬叫家人和鄉親們給拉了回去。老村長敲著鑼,在村裏喊著:“不要尋死啊,大家也不要閑言碎語,她們可都是受害者啊……”采訪張震寰記錄。

被鬼子強奸後又剖腹殺害的婦女那聲音,一定是非常淒涼的吧?“掃蕩”時,日本兵覺得最有刺激的事情就是可以四處搜尋“花姑娘”。日本人“掃蕩”白洋澱邊上的端村時,沒有逃脫的婦女一夜被奸淫了50多個。其中50歲至70歲白發蒼蒼的老太太有7個,11歲至13歲的3個,13歲至15歲的5個 。“掃蕩”結束後,日本人住到村裏崗樓上,就更方便了。常常是翻著戶口名冊上的相片找人,把好看的青年婦女拉走,省得挨家挨戶去搜了。常常是借“檢查”為名,把途經崗樓的婦女拉上去,省得跑路了。如此的“方便”,不由讓日本人淫興大發。高陽縣教台據點的鬼子,竟捉著一個11歲的女孩子,因強奸不便,先狠狠的用刺刀挑開了孩子的陰戶,這個11歲的女孩就這樣鮮血淋淋地死去了。定縣木佃村的鬼子,把一個青年婦女拖上崗樓,輪奸一天之後,陰道裏塞滿了土,半死不活地扔了出來。

“你家的閨女是叫刺刀割過的。”在當年,這是最毒的一句罵人話。

除了奸淫婦女,閑下來的時候,日本人便琢磨怎麼殺人才更有刺激:“死三分鍾”,這是駐博野縣日軍的“創造”,先把人拉過來用土埋上半截身子甚至全部身子,講好價錢再挖出來。

“冰炸肉油條”,是駐任丘縣鄚州據點日軍小隊長小久保的“發明”。這個小久保雖隻有19歲,但殺人上了癮,到鄚州不到一年,就親手殺了100多人,活埋了11個人。幾乎三二天就要殺一個人。他規定,據點周圍五裏內的村民,不管男女老幼,聽到鍾聲,必須跑步到鄚州北關集合。晚到10分鍾的殺頭。準時到達的馬上排隊,跑得滿身大汗,卻被逼的脫光衣服赤身臥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凍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勁拉,看到中國人肚皮拉破,鮮血塗冰,哈哈大笑。然後再視其“情緒”,不高興時再扔幾個中國人進冰窟窿。這就叫“冰炸肉油條”。

“聽收音機”,這是駐饒陽日本人的“樂趣”,他們把人抓來活埋,土一過胸,人透不過氣,難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愛聽這人臨死前的呻吟聲,說這是“聽收音機”。“五馬分屍”,這是駐高陽北歸還村據點日本騎兵的“高招”。他們在小連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兩人,探問我軍傷員的事。兩人至死不說。於是日本人把王洪卓雙腳、兩手、頭用繩子綁上,五馬分屍了。王自成眼睛精靈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雙眼。“拉蛤螞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彎著腰刺刀緊接肚子,兩手垂下,拉著手榴彈引線。人體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紮進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彈引線又被扯斷爆炸。“滾毛驢”。大冬天讓人脫光衣取用冷水從四麵澆,澆得人在地上打滾。“人造自來泉”。一位遊擊小組長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脹,然後使其仰臥,用板子一壓,水從口中噴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來泉”。“睡釘床”。在一木板上滿釘鐵釘,尖頭朝上,把人放在上頭用鞭子抽,釘子入肉,鮮血淋淋。“活悶人”。把人的脖子齊著板凳一頭,腦袋向下仰垂著,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繩,又弄來幾桶水,放在他們的頭下邊,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頭便浸入水桶中,一會兒便把人憋暈。如不想讓你死,把板凳一放,人頭又出來了。“火燒”。從村裏弄來些糊窗戶紙,塞到人褲襠裏點火燒。

……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國人當人,”冀中的老人們說。

冀中的作家孫犁曾寫過一篇散文,說他見了遠房嫂子二十多歲時的一張照片,不明白怎麼這麼一個活潑愛笑的人,卻照得如此呆板。遠房嫂子說:“那是日本人在的時候照的,心裏害怕的不行,哪還顧的笑?”孫犁一細看才發現,這是張從“良民證”上揭下來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點白光,那是敵人的刺刀反光,還有半個“驗訖”的戳記。

“那時候,幾千幾萬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裏揀不出一個有笑模樣的來。”遠房嫂子說。

亡國奴,怎麼笑得出來?孫犁還寫過一篇小說,說一位叫淺花的婦女要生孩子,地上沒有安全的地方,隻能到地道裏去生。淺花笑著說:“那不成耗子了?”後來,她在地道裏產下一個女嬰。除了淺花,沒有人聽見這個孩子“非常悲哀和悶塞”的哭聲。亡國奴,哭都沒有人聽!

在物質生活貧困,人身安全無保障的情況,相當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覺得十分壓抑,覺得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聽見咱們的隊伍打了勝仗,都高興得流淚,燒香磕頭,說“ 八路軍可回來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處境悲慘的群眾在看不到頭的苦日子中,宗教勢力又抬頭了。人們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點解脫。當年在之光縣公安係統工作的劉劍華老人說:“在1943年,一貫道盛行一時,各村都在設‘壇’,壇主都是由地主、富農分子擔任……每個道徒交費兩元錢,壇主欺騙群眾,對女道徒的不軌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過,冀中畢竟是老根據地,百姓們都受過共產黨多年教育,民族意識很強烈。真正沉迷於宗教的是少數人,真正認賊為父的更是極少數人。百姓們看見漢奸們神氣活現,看見日本人為所欲為,心裏覺得憋氣,一有機會,這股怒氣就要冒出來。

馮亞鈞是安國縣伍仁橋鎮的一個普普通通理發手藝人,30多歲。“五一”大“掃蕩”以來,他耳聞目睹鬼子燒殺搶掠的種種暴行,心裏氣得慌,老想著哪天殺個鬼子報仇。這個鎮子上駐有日軍一個小隊。裏頭有個伍長,叫皇代子,20多歲,羅圈腿,矮個子,比三八槍高不了多少,可殺起中國人來卻最凶狠。據說因他殺中國人有“功”,還特許他每年回國探親一次。1943年8月的一天,正逢集日。許多百姓都來趕集。皇代子腳穿一雙日本木板鞋,下頭穿著條女人的花褲子,在集市上亂竄,看見喜歡的東西,就過去要“新交新交”,百姓們是敢怒不敢言。在集上轉了一圈,皇代子手裏提著隻大公雞,嘴裏還啃著個豬蹄,又跑來找馮亞鈞剃頭。馮亞鈞一看這家夥滿嘴酒氣,東倒西歪,心中暗喜,邊裝出畢恭畢敬的樣子說:“太君,今兒集上人太多,這兒太亂,到大鄉公所去理吧。”“喲西”皇代子很滿意地回答,到了鄉公所,找了個清靜地,馮亞鈞一邊給他剃頭,一邊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誇馮的手藝好,馮亞鈞順口說了句:“今天會更好。”右手一使勁,剃頭刀把皇代子的脖子都割斷了一半,一聲沒吭就一命嗚呼了。外頭偽大鄉宋鄉長,拎著水壺還正要給皇軍送水,一推門,驀地瞧見皇代子像頭死豬似地躺在地上,馮亞鈞正在脫身上衣服,換上事先準備好的幹淨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說:“你這寶刀又給咱中國人出了口氣,可你該早說一聲,咱好準備,是信不過咱怎地?”馮亞鈞忙說:“要信不過還到這兒來宰他?”說著挑起理發擔子,說聲:“那東西和以後的事,就請你們處理吧。”然後大步流星出了門,投安國遊擊隊去了。這邊宋鄉長找把菜刀,“哢嚓”一聲,把皇代子的頭砍下來,然後找鬼子報喪去了。

王景希,是定縣東旺村一個普通農民,20多歲,老實巴交,沉默寡言,村裏人都說他是“成不了什麼氣候的人”。“五一”大“掃蕩”後,東旺村和相鄰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據點,駐紮在這兩個據點的日軍,屬一個小隊的建製,經常三三兩兩,甚至單個,從這村到那村,互相串門。王景希瞧在眼裏,心想要有支槍多好,乘機可以幹一家夥。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幹部跑到王景希家,老兩口忙不迭地燒水做飯,放風瞭哨。這位幹部吃罷飯,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隨身帶的一把托盒手槍,就壓在枕頭底下。起晌的時候,李村店據點的一個鬼子,扛著挺輕機槍,一個人大搖大擺地到東旺村炮樓來看老鄉。在村邊耕地的王景希瞅見了,根據以往的經驗,知道這鬼子下午準還得回李村店據點去。心裏一下子“咚咚”跳起來: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啊。他悄悄回到家,從枕頭底下抽出槍掖在腰裏,又拿起耪地的家夥,來到村南紅薯地,麵朝著炮樓的方向,一邊裝著耪地,一邊留神觀察。

太陽平西的時候,那個鬼子果然扛著機槍,從東旺村炮樓裏出來,回李村店據點去。這家夥一邊走一邊還哼著日本小調,根本沒注意村邊地裏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從沒打過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來愈厲害,一下子躥上去,抽出槍對準鬼子,喊道:“別動。”那鬼子一下嚇愣了,然後扔下槍,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沒追他,滿心歡喜地扛起機槍,跑回家中。

這會子家裏正翻了天,那位幹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個人,正滿頭大汗地找槍呢。正在著急,忽見王景希一臉高興地跑進來,把挺機槍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槍往炕上一扔,說:“還給你的槍,你認識這兩條腿的家夥是什麼?”老兩口像是不認識自己的兒子似的,傻看著他,那幹部一時也愣住了。後來,村裏人知道了這事,都感歎說:“這年頭,過去成不了氣候的人,也叫鬼子給逼得成了氣候了。”

杜占紀,是安平縣南侯町村一名鄉村教師,40來歲。他雖不是黨員,但民族意識非常強烈,1942年春天,動員自己年僅18歲的獨生子參了軍,大女兒在區婦救會當主任,二女兒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掃蕩”後,安平縣一下子由老根據地變成了遊擊區。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學教師先去報到,然後去當偽教員,教奴化課本。對在縣裏有較高威望的杜老師,更是發出最後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將參加抗日工作的兒子女兒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縣城當偽教員。杜老師拿起最後通牒一看,是原來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當了偽縣教育局長的張麟閣親筆寫的,氣得一把撕掉,對家人說:“一不叫子女回來自首,二不去城裏給鬼子幹事。叫孩子們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趕走。”接著悄悄寫下長長的遺書。然後來到村邊的柳樹林,邊走邊唱《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叫匈奴心驚膽喪,共服漢德威……最後,杜老師就在林中上吊自殺了。以死來抗爭,來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聽說後,都驚呆了,哀歎:“占領中國的一塊地盤不難,難的是不能征服中國人的心。”

……

像這樣的事跡,還有許多許多,這些普普通通的手藝人、莊稼人和鄉村知識分子,他們殺鬼子、繳鬼子的槍,以死來抗爭,都是發自他們的內心,並沒有誰強迫他們這麼做。不過,這些自發的反抗,畢竟是勢單力薄。要想把這變了的天再翻過來,還得靠咱們的隊伍打回來。可咱們的隊伍在哪兒呢?鬼子、漢奸們造謠說:“崗樓兒鑽了天,八路軍鑽了山,馬猴子(指遊擊隊)全消滅,實現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們中間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五一掃蕩鬧渾了天,敵人到處把崗樓安;奸淫搶殺抓青年,殺人消息天天傳;白天無人街上走,晚上誰敢把燈點;這樣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著八路下高山,撥開雲霧見青天。”

不過,百姓們心裏也明白,日本人勢力這麼大,八路軍暫時來不了,眼下正是最艱難的時候。王林曾回憶說,冀中的百姓們都知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說:

毛澤東在撰寫《論持久戰》冀中經過那樣殘酷的鬥爭,終於堅持到最後勝利,除了很多老同誌講的原因外,還有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問題,就是冀中黨政軍民對毛主席《論持久戰》的宣傳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當時是不向群眾做普遍宣傳的。1938年,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一出版,冀中新華書店就大量翻印。閻素同誌還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麵上。解放後我看全國各地的文物,當時所有翻印的《論持久戰》都沒有主席像,就是我們冀中印了,很有特點。我見到閻素開玩笑說,你功勞不小哇!冀中軍民對這本偉大文獻宣傳到什麼程度呢?可以說達到了家喻戶曉。呂正操、孫誌遠、黃敬、周小舟這些負責人走到哪講到哪。各群眾團體也講,識字班裏也講。到了日寇發動“五一”大“掃蕩”以後,我就感到宣傳起到什麼作用了。在最困難的時候,堡壘戶老大娘們見到我們就問:“現在是什麼階段了?”“什麼階段”,是《論持久戰》上的語言。人民群眾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學分析上。村幹部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就相互解釋和鼓勵,說“主席早講過了,相持階段困難增多嘛!困難多算得什麼!”在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極端困難的時候,大家都充滿著信心。

冀中的老人們說,要說冀中的百姓個個都把《論持久戰》熔化在血液裏,充滿信心等待勝利,那似乎也有點拔高了,但要說百姓們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日本人這瘋狂勁長久不了,那是千真萬確的。百姓們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罷,總會有熬出頭的那一天。所以他們遇見抗日幹部,都哭著說:“我們咬著牙熬過這兩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五一”大“掃蕩”就仿佛一麵照妖鏡,誰是硬漢子,誰是軟骨頭,這回全都顯出來了。在日本人、漢奸滿地跑,我軍主力部隊又撤往外線的形勢下,一些人嚇壞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當了叛徒。有的雖說還算是沒出賣同誌,但也不幹了,回家了,誰也找不著了。

各縣都有叛變的軟骨頭,僅據我們手頭幾個縣的資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單:六分區主力團團長張子元,投敵;軍分區供給部政委肖光華,叛變;抗三團副團長王洗凡,投敵;槁城縣縣長李大剛,叛變,並誘騙該縣公安局長鄧忠、秘書張果,糧食科長蘇文彩、實業科長張國瑞、司法科長李之鬱、教育科長楊秋濤、縣議會議長李翼天等多人投敵叛變;肅寧縣手槍隊隊長周萬寅被捕後叛變,任敵特務係情報班長;肅寧縣一區區委書記陳俊英被捕叛變,他夥同周萬寅等人,把縣區幹部一覽表獻與日軍,使肅寧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肅寧縣四區保衛家鄉大隊長劉繩武被捕後叛變;肅寧縣教育科長曹英、抗聯主任吳烈被捕後叛變;……

這些叛徒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老人們說,都是些思想右傾,情緒悲觀,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縣縣長張曉舟,就是一例。

張曉舟,是深澤縣大直腰村人,中共黨員,當過小學教員,有一定文化和才幹。1938年,就任安平縣縣長,要說也是老資格了。安平縣的幹部張根生回憶說,當時,黨組織是不公開的,縣委機關的公開名義是縣遊擊大隊政治處。老百姓搞不清縣委書記是個什麼官,但都知道縣長是誰。而且“因襲傳統習慣,隻知服從政府。特別是對作為地方父母官的一縣之長,更是尊崇備至。”在百姓們眼裏,縣長,可是個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張曉舟從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當縣長,按說應該有相當的威信和影響。可令人遺憾的是,“他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蠻大,威風凜凜的,群眾都不願接近他。他本人也從不想接近群眾,凡遇到和群眾打交道的時候,他都束手無策,一籌未展。時間久了,群眾都離他老遠老遠,在黨的工作深深紮根在群眾之中的艱苦時代,他本人卻像一葉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眾之上。此外,他對武裝鬥爭,表現得很淡漠,從不關心,從不過問。還與少數鄉紳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的樣子。”張根生說,當時縣裏的幹部,說起他都搖頭歎氣,在“五一”大“掃蕩”前民主選舉縣委時,連縣委委員都沒選上。

在形勢比較平穩的時期,張曉舟這樣的人,雖說有脫離群眾一類缺點,但畢竟還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掃蕩”一來,他思想上更深層的缺點可就暴露出來了:先是跑到比較安全的村子躲起來了,也不抓工作;繼而是情緒日益低沉消極,對抗日失去信心,悲觀失望。和他很投機的縣政府秘書許彥如說:“咱們成天像耗子一樣,鑽起地洞沒完,啥時候是個頭?說不定哪天鑽進去就再也爬不出來了。在石家莊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哥,常給我捎信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張縣長,您可要三思啊!”對這樣的話,張曉舟聽了不但不予追究,反倒表示頗有同感。據說,他身邊的警衛員曾向縣委反映過張曉舟的一些情況,但縣委考慮到這種事情沒有掌握充分的證據,不好輕易下結論,隻是讓警衛員提高警惕,注意觀察。1942年秋冬,大“掃蕩”雖已過去,但形勢嚴峻,張曉舟仍躲著不出來工作。與他很談得來的許彥如,縣實業科長張麟閣等人前後投敵,張曉舟對抗戰更加悲觀,一天到晚唉聲歎氣。年底的一天,他老婆郅展辰被捕後叛變。張曉舟一聽到老婆被捕的消息,大叫一聲“我的娘啊”便哭了起來。不幾天,接到老婆秘密寫來的勸降信,沒有任何猶豫,也跑去投敵了。

張曉舟投敵後,並沒給日本人帶來多少好處。日本憲兵隊長小穀野垂頭喪氣地說:“沒想到一個堂堂的縣長,連一個人也沒帶過來。”當然,張曉舟公開叛變,在縣裏還是造成相當的混亂。當時縣委立即以新縣長“劉恒達”等人的名義發出布告,以挽回影響,穩定局勢。“其實,在那樣殘酷的形勢下,急忙間,哪能那麼容易就找到一位合適的縣長。當時縣政府的幹部,繼許彥如、張麟閣、宋君模,因被捕而叛變、逃跑外,又有財政科長靳天、民政科長張甫卿等相繼被捕,還有幾個,因體弱不便堅持鬥爭,經組織批準,躲進敵占的大城市去了。縣政府裏,隻有張錫鸞、梁國棟等三四個幹部堅持工作,一時間根本選不出縣長來。即使是能找到,加任縣長,也須報呈地委和專署批準。當時的地委和專署機關,都是隱藏和遊擊辦公,不好找到,報上去,一時也批不下來。很多人猜測劉恒達就是縣委組織部長劉其恒擔任了新縣長,其實,根本就沒有劉恒達這個人。貼那樣的布告,完全是為了當時鬥爭的需要。”

“創造”出一個莫須有的縣長來,也算是叫叛徒逼的采取的權宜之計吧。冀中的老人們說,有些叛徒,後來又“叛變”日本人,投向我們。當時的鬥爭十分複雜,人的心思更是複雜的。有人雖然投敵當了漢奸,民族意識還未完全喪失。有的殺過我們的人,有血債,但又托人來和我方拉關係,又做些抗日的事,也算不上鐵杆漢奸。不過,總起來說,叛徒給我們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比日本人對我們的危害都大。他們大都是本地人,本鄉本土,又熟悉我們的情況。誰是什麼幹部,家住在哪,一般的行動規律等他們都知道。有了這些個叛徒,本來是兩眼一抹黑的日本人,就仿佛養了一群嗅覺靈敏的惡狗,我們的人跑到哪他跟到哪。家裏藏不了身,到別的村,太紅的抗屬、幹部家也不敢去。要想生存下去,是越來越難了。

那麼,當時在原地堅持鬥爭的幹部們,又是如何躲避日本人和漢奸的追殺的呢?當年在冀中堅持鬥爭的齊岩老人的經曆,很有代表意義,她回憶說:1943年,春節剛過幾天,母親有病,托人捎信讓我回家去看看。周景陵也回去了,住了一天。本來,吃晚飯後要轉移到別的村去,因母親病情加重,隻好在家裏住一夜。半夜裏,忽然聽到房頂上傳來鬼子說話的聲音,我們立即鑽了地道,地道口就在炕裏邊,睡覺前都要把地道口打開,以防萬一。下麵的地道四通八達,我和景陵爬著爬著失去了聯係,周圍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我經常不回來,不熟悉地道的走向,裏麵是那樣靜,仿佛世界上隻有我一人存在了。不知道在下麵呆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麼地方。上麵的敵人走了沒有?母親怎麼樣了?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在一個地道的拐彎處,我摸到了一個向上的腳蹬的坎,我猜想這是通向地麵的,因搞不清是什麼地方,也不敢貿然呼叫。等了好半天什麼情況也聽不到。突然“噔噔”響了幾聲,心想,這下糟了,敵人挖洞了。但好長時間,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又恢複了死一般的寂靜。在地道時間長了,又冷又缺乏氧氣,憋得實在難受。心想:憋死在洞裏,也不能讓敵人抓去。這時,上麵又微微傳來哢吃、哢吃的聲音,我這才恍然大悟,洞口上邊可能是牲口棚,噔噔的聲音大概是牲口踏蹄子,哢吃哢吃的聲音是牲口在吃草。

設在地道內的醫務所又等了一會,上邊依然沒有嘈雜的聲音,我肯定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就輕輕地敲了兩下洞口的蓋。上邊有人問:誰?我說出我在家中的名字:我是英華呀!很快揭開了洞口,讓我上來,原來這一家是在我家西南邊二三百米處,和我家隔了一條胡同。給我揭開洞口的是我本家侄子齊邁,他趕快叫過來一個姑娘齊琪華,領我到她住的房子去。按輩數排,她叫我姑姑,我立即脫下泥糊糊的衣服,換上了琪華的衣服。琪華對我說:“姑,敵人正在你們家掘洞口,亂翻東西那!”至於其他的情況,她也不太清楚。這時,聽到胡同裏麵有敵人喊叫開會的聲音,我再下地道來不及了,敵人已經走進琪華家的院子裏。我急忙拿起火柴蹲在鍋台前,低著頭裝作點火做飯的樣子。敵人進屋用槍逼著讓去開會,我就隨著琪華一家人往會場上走,正好穿過我家的前院,我偷偷地看到敵人正在我家出來進去搶掠東西往外抬。會場就在我家門外的場院裏,已被敵人強迫趕來了好多鄉親,幾乎全村的人都在這裏。我熟悉那一張張可親的麵孔,我熟悉那一副副慈祥的心腸,當然鄉親們也非常熟悉在他們身邊長大的我,對我突然出現在人群中也感到萬分驚恐,心中為我捏著一把汗,擔心著我的安全。我從鄉親們表情中可以看出,這種驚恐是短暫的,很快就平靜下來了,顯然是為了不被敵人看出破綻。他們明白,被敵人包圍就是因為我回來了。

我來到人群中,好心的鄉親們趕快把我按下,蹲在他們腳下。他們人靠人的站著,像密不透風的一層層人牆,不分排,不分隊,又擠又亂地站著。鄉親們暗暗地告訴我會場上的動靜,一會兒說我家的箱子抬出來了,一會兒又說櫃子抬出來了。敵人的叫喊聲我也聽得一清二楚,大概敵人發覺我已鑽入地道無法抓捕,就聲稱要找“齊家老太太”。我想母親到哪裏去了呢?景陵又到哪裏去了呢?一會兒聽到有人說房子燒了,又說敵人快走了,正裝車拉東西哪!正在輕輕地議論中,啪啪兩聲槍響,敵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幫工和村裏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敵人打死了。是我連累了他們呀!瘋狂的敵人,沒有抓到我就在兩個無辜的老百姓身上報複啊!

齊岩說的這個村,是高陽縣龐家佐村。這村在冀中,算是個中等村,有400多戶人家,齊家在村裏是大戶。是個抗日力量很強的老根據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團結報》社社長給堵在家裏,一來是因為村裏有個叫齊平莊的漢奸悄悄去邊渡口據點告了密——這個漢奸1947年已被處決;二來是因為那天大霧,對麵不見人,等發現敵人,鬼子已撲進村來了。在危難之中,齊岩就是靠地道,靠村裏父老鄉親們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軀掩護,才活了下來。那天被打死的兩個人,一個是齊岩家的長工,一個是“甲長”齊小生,他們既交不出“齊家的閨女”,也交不出“齊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這趟出來,二死一傷,其中還死了一個軍曹,心中好不窩火,心想中國人打死我們二個,我們也得打死二個中國人,否則是“大大的不夠本。”

或許有人要說,齊岩畢竟是在自個家裏,情況熟悉,又都是鄉裏鄉親,遇到危難,大夥自然要幫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難歸的幹部們怎麼辦呢?沒別的法子,隻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個家。這就是當時所說的“救命戶”,也叫“堡壘戶”。和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與共。老人們說,這種堡壘戶,得找那種家裏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門走漏風聲;得找那種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獨門獨院,靠近村邊的人家。當然最重要的一條,要找對抗日有較高認識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紅了,太紅了也危險。據說這種人家,“僅饒陽一縣就有一千幾百個,”而一旦敵人發現某家“窩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殺,房子財產可能被燒被毀。”真是血海般的幹係啊!抗日的幹部,受傷的戰士以及幹部的家屬,就都是這樣靠“救命戶”生存了下來。甚至連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也是住在“救命戶”,一住一年多,學了一口安平話。

婦女們向地道內送飯這些素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盡辦法為抗日幹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勞,幹部們則幫房東幹點活,幫孩子學點文化,親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戰戰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兒子”西村、津田、吉岡等人後,邁著一雙小腳,走了三十多裏,到關係家打聽西村等人走後的情況。解放後任石家莊專署專員的韓啟民,剛有一月9元的津貼費,就想起老房東,買些東西寄去。她說“實行工資製後,我的工資也多了,每逢過年過節,我都捎幾十塊錢給二位老人,從未中斷過。”直至近些年,當年的老房東雖已過世,但與他們的子女還一直有聯係,經常像親戚一樣走動。抗日幹部與百姓如此血肉相連,令日本人頭痛不已,日華北派遣軍作戰主任曾在談話中說,冀中“軍隊、農民混成一片,組織極為堅強。”日軍41師團參謀鈴木重雄中佐也說:“冀中之戰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戰。”

不過,不管是住在自己家裏也好,還是住在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堡壘戶家裏也好,因為鬼子、漢奸到處亂竄,仍不免鬧些玄事:韓啟民老人曾回憶起這麼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戰爭進入最殘酷的階段,黨內個別不堅定的人脫黨了。分區文建會有一個人就是因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饒陽縣三區的一個村莊,地委讓饒陽縣委副書記李太轉給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個脫隊幹部做動員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當天傍晚,我就出發了,與我同行的是三區區委書記喬民。為了縮小目標,喬民在前,我在後,拉開老遠的距離。

我那時是女扮男裝,頭上紮個白頭巾,個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誌。走到王崗村南邊,迎麵來了一個人,又高又大,40歲左右,麵帶一副凶相,與我擦肩而過。這個人大約過去了三四步,啪地轉過身來,厲聲說道:“站住!幹什麼的?”

我迅速用手槍逼住了他,反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這時,那人也用手槍逼住了我,說道:“你是八路嗎?”

從問話中,我料定他是敵人。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想來個先下手為強,扳動了槍機。萬萬沒有想到,子彈臭在槍膛裏了,沒打響。那人見我先發製人,連忙對著我也扳動了槍機。巧得很,他的槍也是個臭子,沒打響。他怕我退膛再裝子彈,我也怕他退膛再上子彈,於是,他抓住我的槍頭,我也抓住他的槍頭,在一起扭打起來。從路南的打穀場邊,打到路北的房根底下,又從路北的房根,打到路南的場邊,不分勝負,難解難分。在滾打的瞬間,我瞅了一眼喬民,他還大踏步地向前走,我高聲喊道:“老喬,老喬,有特務!”

喬民聽到我的喊聲,急忙趕回來。我對喬民連聲喊著:“他的槍不響,沒有子彈。”在距我和特務六七步遠的地方,喬民朝著特務開了槍,喬民的槍響了,但子彈卡殼了,沒有打出來。

那特務一看他們是兩個人,忙不迭地爬起來跑了。如果韓啟民是一個人遇到這個特務(據說是九分區部隊的一個司務長,是個叛徒),如果那個特務子彈沒卡殼,如果喬民的子彈打出去了,但不幸打中了自己人,那麼……沒想到三個人居然都是臭子,真是玄之又玄啊!老人們告訴我們,那個年月,比這更玄的事情也有的是,有的說,一次屋裏沒洞口,卻誤以為有洞口,一有情況,敵人都快進屋了,這還沒找著洞口呢。有的說,一次敵人都上房壓頂了,屋裏還不知道,還在那不緊不慢地印報呢……

既然說是玄事,那就是說,最終還算萬幸,沒有出事。可在許多情況下,恐怕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槁無縣三區一位抗日幹部蒲小偏,被敵人抓去後嚴刑拷打,1942年12月27日,日本人把四肢傷殘、血肉模糊的蒲小偏用馬車拉到趙戶營村東頭,四周架上機槍,幾個騎兵圍著亂轉,中間圈著三四百被日本人趕來的百姓。百姓們都認識蒲小偏,看到年僅24歲,從小幹農活,一副好身板的蒲小偏被打成這個樣子,都難過地低下頭。一個漢奸過來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我吸鍋煙再說。”蒲小偏毫無懼色,一邊吸煙袋鍋,一邊大罵。日本人氣極了,先剁去了他的雙腳、雙手,又剁去他的四肢。接著又強迫老百姓每人用紅纓槍刺一槍。蒲小偏大罵敵人,並用目光示意一位幹部刺死他。這位幹部忍著悲痛,咬緊牙關,“噗”地一槍,受盡殘害的蒲小偏才死去。在場的百姓泣不成聲,日本人也沒趣地又叫嚷了一通,滾蛋了。日本人一走,百姓們撲過去收拾著蒲小偏被剁成七八塊的遺體,無不痛哭失聲。齊岩老人是這樣敘述那段歲月的:“我們白天隱蔽,晚上出來活動,開會研究工作,或找村幹部談話了解情況。工作完了,還要轉移到另外堡壘戶家或到別的村去。在最殘酷時,每晚集合聽到的不是某某同誌被捕了,就是某某同誌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