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是，作為一個有遠見的帝王，他首先要考慮的是新政權的穩定和鞏固。曆史上不乏那些目光短淺者，一旦打下江山，便覺大功告成。於是，生活奢靡，思想放鬆，整天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結果好日子沒過幾天，江山轉瞬又給別人奪去了，從而落得個被天下恥笑的下場。不過，劉邦決不是這類鼠目寸光之輩，他的所作所為，讓我們不得不飲佩他是一位少有的英明之主。
□為了老百姓，我才當皇帝
贏得了楚漢戰爭的最後勝利，成為華夏大地的最高主宰，項羽所封的漢王頭銜已經不足以顯示劉邦的權力、富貴與尊嚴，更換新的名號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需要。當年統一六國之後，秦王嬴政就曾直截了當地要求群臣認定他的新名號，劉邦的心思也自然為朝夕相處的臣僚所窺知，他們無須指點，即自發組織起來，要擁戴劉邦為皇帝。
於是大家決定以諸侯王聯名上書的形式，恭請劉邦躡足九五，速正大位，名正言順地做皇帝。據史載，當時“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販繼倫，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厚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今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諸侯王要求劉邦“上皇帝尊號”，速正大位的理由很簡單，一是“功盛德厚”，王的稱號已不能反映他地位之隆崇，二是漢王與其他諸侯王同處一個層次，“亡（無）上下之分”，不符合等級製度的習慣要求。劉邦雖然明白皇帝之位非已莫屬，夢寐以求的也就是早日享受一下做皇帝的滋味。但當皇冠臨頭之時，麵對諸侯王的上書，他又感到有謙讓一番以顯示風度的必要，於是回答說：“我聽說賢明的帝王是不圖虛名的，今天大家都這麼推舉我該怎麼辦呢？”
劉邦曾以謙和之量鋪平了前進的道路，雖今非昔比，然而故伎重演，他覺得謙恭一番依然是必要的。事實正是如此，他已貴為漢王，又是一個勝利的政治、軍事集團的首領和最高統帥，天下承平，皇帝自然非他莫屬，他即使不謙讓或者幹脆自立大漢王朝，封冠加冕，也沒別人與他去爭，但有意地謙讓一番，既是風度也是謀略。如此一來，劉邦在諸侯王及臣民當中又樹立了一個溫和謙恭、寬厚長者的帝王形象，這種感召力和以身教化的作用是不能輕視的。
諸侯王們知道劉邦謙讓的原因，是要他們將推舉他做皇帝的理由講得更充分，所以勸進也就更加殷切，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矣，願大王以幸天下。”
雖然是出於頌揚，但言下的意思也十分清楚：你劉邦不做皇帝，我們這些已沾你光做了諸侯王的人怎能安於位？再說，還有更多的跟你打天下的臣僚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你以皇帝特有的尊嚴降旨賜爵和封土呢！
劉邦又謙讓了幾次，最後才表示同意說：“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這裏，劉邦將他做皇帝的理由也說得很清楚，這就是他做皇帝並非為一己之私，完全是為了國家，為了天下百姓，由此可見他的機智和聰明。而在客觀事實的發展過程中，從曆史必然性的選擇上來說，他也的確以做皇帝為新的開始，實現了諸侯紛爭後的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百姓的安居樂業。
劉邦以“便於天下之民”為由，經一番謙讓之後“接受”了諸侯王們“昧死拜言”的勸進，在群臣的歡呼聲中，於公元前202年甲午日，在汜水之陽（今山東定陶縣境）的一個土台上舉行了登基大典。
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定陶汜水北岸，當祭壇築起，旌旗環繞，鼓角聲聲，禮官各司其職之時，劉邦便要在這裏登基稱帝了。
諸侯王以及太尉盧綰以下的三百多名有功將領們，與原秦王朝的博士叔孫通一起，為張羅劉邦的即位大典忙得不亦樂乎。當吉時既到，鼓響號鳴，劉邦在群臣的簇擁下登壇祭了天地，然後回到大殿，麵南坐於早已設就的漢帝位，文武百官分列兩旁，禮官宣禮，群臣朝貫，歌功頌德，萬歲之聲傳遍原野，騰上雲空，正所謂：“大丈夫當如此也！”在諸侯王及群臣的歡呼聲中，劉邦的人生理想終於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