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羅馬人的觀點看來，錢幣不斷流往東方，而且一去不回，顯然並非健全的營商之道，因此很快便實施了錢幣出口限製。後來暴君尼祿降低了羅馬銀幣的成色，印度人對羅馬錢幣的實在價值喪失了信心，於是拒絕再接受任何羅馬錢幣。商人不得不另謀易貨的代用品，因而開始以商品互換，通用商品包括精美餐具、玻璃、亞麻布、珊瑚、燈飾、加工的寶石和酒等。1940年，印度的阿裏卡梅杜發掘出一個羅馬人主要的貿易站，發現了大量地中海地區所製陶器的碎片，表明羅馬商人運用這種新貿易策略十分成功。阿裏卡梅杜的倉庫貯藏意大利陶罐、碟、美酒和餐具，在作坊裏可以把珠寶加工和織染平紋細布。
但羅馬軍團要維持強大戰鬥力、羅馬人民要安居樂業，並不仰仗與印度的貿易。公元3世紀羅馬內部危機重重，引致商業和貿易衰退，商人信心不足，與印度的直接貿易便停頓下來。從前充任中間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貿易接過來做。亞曆山大港的商人不再順季風揚帆渡海做買賣。從此，西方心目中的印度再次成為充滿神秘和難以接觸的傳說之邦。
亞曆山大大帝在位期間(前336至323年)東征西討，首開地中海地區居民與印度互相交往風氣。但由於波斯地方強大的帕提亞帝國興起，古代橫貫亞洲內陸的路線遭阻截，從地中海至次大陸即不能經陸路往來。於是商人轉而向海上謀求安全的商路。
公元前一世紀，一位叫希帕洛斯的希臘商人發現可以利用西南季風來往印度次大陸。他並且提供了準確地理資料。於是，其他商人迅即利用希帕洛斯所說的風與東方做著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貿易。在七、八月間，善於利用季風的商人有40天時間可從阿拉伯港口直航印度南海岸的馬拉巴。12月至1月完成交易後，則經紅海，或波斯灣及陸路回到地中海。到公元1世紀，西方商船隊已繞過印度南端到達次大陸東岸的貿易站(此前則經陸路)，從此也建立地中海與斯裏蘭卡的直接貿易，有的船隻更遠航至緬甸、馬來、越南，甚至中國。
(7)張獻忠窖金之謎
中國古代信用製度不發達，人們習慣於用窖藏的方式貯存財富。
這個約公元前2250年的項圈
或新月狀飾品來自蘇格蘭的歐布利斯頓。為了窖藏的安全，窖藏者都力求不使人知，甚至對親人都要隱瞞。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他沒有機會重新挖掘這筆財富，而又來不及將窖藏地點告訴他人就突然死去，窖藏的秘密就一直保持下去，除非有朝一日這秘密偶然地被人發現。古往今來，發現窖藏的事不知有多少，今後也依然會有人繼續發現。
明末農民軍領袖張獻忠東征西戰，據蜀建立大西政權。可是不久即被清王朝所滅。據傳張獻忠戰敗之前，將其億萬金銀采取窖藏辦法埋於四川，以備東山再起。但隨著張獻忠的戰死，這個秘密也就一直沒有揭開。
清朝文人的筆記、野史中也曾提到此事。成都一帶還流傳著“石牛和石鼓，銀子萬萬五”的民謠。意思是說：隻要找到錦江下的石牛和石鼓，就能找到張獻忠窖藏的萬萬兩銀子。
記載張獻忠窖藏的書有多種。吳偉業(梅村)在《鹿樵紀聞·獻忠屠蜀》中說順治二年(1645年)，張獻忠“用法移錦江，涸其流，穿數仞，實以精金及他珍寶累萬萬，下土石築之，然後決堤放水，名曰‘錮金’。”彭孫貽《平寇誌》卷十二引查繼佐的話，也說張獻忠“用法移錦江而涸其流，下穿數仞，實以黃金寶玉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後決堤放水，名曰‘水藏’”。兩書中，一稱“錮金”，一稱“水藏”，當屬於傳聞異詞。彭遵泗《蜀碧》卷三也記有此事，作“錮金”，但沒有提及窖藏的數量。
上述三書都是私家著作，而清朝官修《明史》的編撰者對這條史料也持肯定態度。《明史·張獻忠傳》說：“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闕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決堤放流，名‘水藏’，曰：‘無為後人有也’。”經這樣一記載，就更加被人們視為信史了。後來陳克家繼他祖父陳鶴完成的《明紀》，也一字不易地抄錄了這條史料。
垂涎這筆巨額財富自然大有人在，連清朝政府也動過一番腦筋。《清文宗實錄》卷八十九記載：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曾派某道員到錦江實地勘察，因找不到窖藏的確切地點而中止。鹹豐三年(1853年)，翰林院編修陳泰初又舊事重提，由吏部尚書等代奏，呈請尋找這筆財寶。他說親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撈到張獻忠遺棄的銀子，“其色黑暗”，聽說“曾經查出歸官，尚存藩庫，有案可核”，以此來證明張獻忠窖藏之事並非子虛烏有。當時正值太平天國革命高潮，清政府財政困難，鹹豐皇帝於是動了心，命成都將軍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訪察，是否能知其處，設法撈掘，博采輿論，酌量籌辦”。但費盡心機，沒能找到。幾百年來盡管不少人垂涎這筆巨寶，但都勞而無功。看來這筆財富又是一個新的“天朝國庫”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