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擔任過史官，或者從事過官方史料整理的修史人員，他們私自存留史稿，甚至依據所存史稿撰成史著的人還為數不少，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綜上所述，南宋官方修史雖然設有專門機構，修史人員實行定編定員，但在實際修史過程中，由於史官多為兼職，遷改又極為頻繁，從而便出現了具有史官身份者極為眾多的現象。而在這些參與過官方修史活動的眾多史官當中，一些人利用職務之便，參取官方史料編修史著，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南宋史學的繁榮興盛。
二、來源多樣的史家隊伍
南宋時期，愛好史學，並且取得顯著史學成就的史家為數眾多，並且他們的構成相當複雜，來源極為廣泛。不過，他們之所以能成為有一定史學成就的史家，則與以下幾方麵因素有關。
其一，有一定的家學淵源。此種情況在前述江西史學中就表現得極為突出。僅如鄧椿年幫其父名世續成《古今姓氏書辨證》40卷。在今存該書《序》中，鄧椿年詳細敘述說：“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學，雖飲食夢寐弗置也，尤喜稱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勳業之懿，以詔子弟。故《古今姓氏書辯證》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書於宣、政之間，時諱學史，方貧賤中，無書檢閱，闕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後稍銓次、増補之，蓋成書於建炎之初。是時晦跡窮山，攜幼避地無虛辰，昨給禮（當作劄）上於法官者是也。然居懷未滿之意。其後蒙恩備數太史之屬者八年，始盡得銓曹命官腳色冊、烏府班簿，隱括次序之，稍稍備矣。紹興辛酉冬，放歸山樊，家書稍備。會韓衢州美成同寓臨川，借其家藏《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稽考參訂之。及將易簀，謂椿年曰：‘姓氏未成全書，死不瞑目。’椿年泣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乃盡裒手澤遺編斷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誌訂證次序之，厘為四十卷，即此本也”。可見為最終完成頗為滿意的《古今姓氏書辯證》，鄧名世父子則花費了許多精力。
又如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哲宗紹聖四年進士，為官時屢遭權貴貶斥，後辭官而歸，潛心於經史，著有《資治通鑒舉要補遺》100卷和《春秋傳》30卷。其子胡寅字明仲，學者稱致堂先生，徽宗宣和三年進士，秦檜專權時遭貶責。在貶所致力於史學研究，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完成了《讀史管見》一書。該書“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111］胡宏字仁仲，號五峰，紹興中以蔭補官，因秦檜專政，不願出仕，故終生以講學著書為主。所著《皇王大紀》，“貫通經典，采摭史傳，靡所不載。又因事而為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原，釋疑似之惑者，至矣。”［112］可見胡安國父子所形成的家學傳統，雖編修的均是前代史，但其寓意多及當代。
再如翟汝文字公巽，潤之丹陽人，與葉夢得、汪藻和孫覿俱以文名。他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籕。家藏金石刻千卷，蓄六朝至唐名畫甚富。北宋大觀末，當時三代禮器稍出，學士大夫獲識全古漸跡、先秦科鬥字學。於是他建言：“今商、周禮器科鬥文字燦然畢出，陛下方紹稽三代光明典禮，此獨鬱而未揚，疑有闕也。願詔碩儒博聞之士稽正《六經》，考禮於夏、商之器，正字於鼎、彝之間，剗革繆偽，捜訪失絕，使《六經》尊罍犧象之用，六書象形科鬥之書，昭明炳煥，與《六經》相表裏，以教後人，天下幸甚！”徽宗聞之大喜，並且下詔禮官詳議以聞。但有司謂“事大功夥，曠日引時”。加之時值金軍入侵，事竟不成。［113］翟汝文還參與過《哲宗國史》的編修。又鑒於範曄《後漢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於是“乃刪取精要，總合傳注”，撰成《東漢通史》50卷。［114］其子耆年字伯壽，亦好古博文，並且高尚不仕。曾撰有《籀史》2卷，時人陳振孫言：“裒諸家鍾鼎圖說為一編，頗有考究。”［115］該書現今雖僅存上卷，但結合尚存於清初王士禎《居易錄》卷5中的全書目錄可知，該書內容大致相當於一部古器物學與金文研究的簡史，故其史學價值不容忽視。總之，具有一定家學淵源的史家還有許多，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其二，善於交遊。如鄭樵為完成通百家之學的意願，他潛心在夾漈山埋頭苦讀多年。其間，他還常常走訪藏書之家，借閱其家所藏。對此他說：“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116］又如徐夢莘嚐“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117］他不僅“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而且在編修《三朝北盟會編》期間，還“宦遊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年之體。”［118］再如陳均相當重視“從賢士大夫遊，以博其見聞”。他甚至“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裏，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塗之艱，羈旅之苦也。”［119］對其品行，明人黃仲昭高度讚揚道：“陳均生長貴家而能力學好古，閉戶著書，厲操甘貧，脫屣榮利，謂之篤行君子，可無愧矣！”［120］此外，胡三省在注釋《資治通鑒》時，曾“大肆其力於是書。遊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121］其他善於交遊的史家還有不少，餘不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