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為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將北宋前五朝《長編》與後兩朝《長編》（按：今《長編》僅存神宗和哲宗兩朝）進行比較，則可以明顯看出；前者注文及其考異一般較為簡明，而後者日趨繁複，尤其是今存《長編》神宗和哲宗兩朝還出現了一些“先附注後增修”條目。例如“馮行己請複置鄉巡弓手以杜（沿邊）侵爭之端”事，《長編》卷238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丁卯作附見注文，而至同書卷257熙寧七年冬十月丙子，則正式增修成了正文。又如王安石與吳充爭議存廢牧監事，《長編》卷258熙寧七年十二月甲申作附見注文，而至同書卷262熙寧八年四月戊寅，則明確注明：“已見七年十二月甲申注，今修入正文”。再如舒亶判司農寺時，認為“役法未均，責在提舉官”事，李燾於《長編》卷302元豐三年二月辛酉作附注，又於同書卷313元豐四年六月己巳增修正文，其目的是“可證其妄”。以上此類條目的做法，既不會出現於《通鑒考異》中，亦未見之於此後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中，它為李燾的《長編》所獨有，亦是《長編》隻能作為長編體的最明顯例證。
南宋時，運用長編體編修史書的還有李心傳。他遠承司馬光，近學李燾，使長編體體例更為完備，亦使得長編體在曆史編纂學方麵得以發揚光大。由他私撰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凡200卷，記載南宋高宗一朝史事。該書在取材方麵，據有的學者研究統計，“引書達四百九十餘種。其中有三十五種官方史書，五十二種題名記，一百七十種私史、雜史、筆記，一百五十餘種行狀、碑銘、傳記，十五種地誌，七十餘種文集及單篇詩文。”［173］可以說，有關南宋高宗一朝資料，其絕大部分已薈萃於此。
麵對極為繁富的官、私史料，李心傳在編修《要錄》時，則“專以《日曆》、《會要》為本，”即以官方史籍作為最基本取材依據和取舍標準，然後對其他所有搜集到的資料加以取信、存疑、考辨和刪削，以便“集眾說之長”。［174］清人對此讚歎說：“是書記高宗一朝故事，編年紀月，蓋以《日曆》、《小曆》為本，廣收博采，最為贍富。參稽鉤考，非但足以補證《宋史》，事實具備，尤有裨於經世之學。”［175］梁太濟先生對《要錄》自注的內容範圍及其所揭示的修纂體例進行了詳細研究。他在將《資治通鑒考異》與《長編》自注、《要錄》自注加以比較後，認為：“《長編》自注較《通鑒考異》顯著有所增加，《要錄》自注較之《長編》又有新的發展”。具體如《要錄》“注正文總述之細事”和“注正文總數之細數”，“注連書事年月”，都屬於正文與注文緊相呼應，彼此渾然一體，“是《長編》自注和《通鑒》胡注所不及，在李心傳史學中構成了極富個性特色的體裁形式”。此外，《要錄》注文中使用“事祖”一詞，實自《要錄》始等。均屬於其較《長編》有了長足進步的地方。［176］這表明李心傳在自注方麵花費了極大精力，參訂義例，考辨異同真偽，運用的依然是長編體的編修體製。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一、司馬光原本作為編修《資治通鑒》程序之一的長編法，經李燾在《長編》中的具體實踐，儼然發展成了長編體。隨後又經過李心傳的不斷完善和發揚光大，使該體更為完備。這種對傳統編年體編修形式的有意變通，無疑拓展了編年體的適應範圍，擴大了編年史體的影響，不斷推動了中唐以來崇尚編年之風的深入發展，因而在史學史研究方麵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二、就長編體本身而言，最突出的特點在於編者便於列舉某事的各種說法，並且在對相關說法的編排和論述上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它所提供的相當繁富的資料以及編者標明的修訂設想，均為閱讀者、改修者，乃至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正緣於此，南宋時圍繞《長編》所派生的各類相關著述則層出不窮。同時，時人以《長編》和《要錄》作為標準而批評同類著作過於“簡略”、“疏略”的言論亦為數不少。最後，二李運用長編體編修的均是當代史著述，這無疑為後人編修當代史時，如何處理錯綜複雜的現實史料、記述禁忌頗多的當代史實，則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2.綱要體
該類史體采用編年紀事，其內容構成一般是：主體紀事部分按編年重點記載朝廷大事以及典製沿革，類似於紀傳體正史中作為綱的本紀，但比本紀記事詳明。同時，每朝首卷或每歲之首簡明列舉年號、皇帝及宗室、宰輔、取士、州府廢置或宰輔拜罷等類內容。這種編排形式已與傳統意義上的編年體編修形式有所差別，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編年體史書無法突出記載典製內容的缺陷，它是對傳統編年體編修形式的一種改進和變通，在此姑且稱之為綱要體。南宋時，在崇尚編年之風的直接影響下，於是便出現了該類史著。
《皇宋十朝綱要》（25卷），李撰。李係李燾第七子，學者稱悅齋先生。光宗紹熙元年進士，曾任秘書省校書郎。隨後受慶元黨禁影響，被貶外任。寧宗開禧三年任湖北路提刑，嘉定四年移成都府路，六年任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七年知鄂州事。理宗端平二年，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專一提領《高宗皇帝正史》”。嘉熙元年任同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其著述有《續帝學》1卷、《漢官續補》和《漢官典儀續補》各1卷、《公侯守宰士庶通禮》30卷，以及《皇宋十朝綱要》等。其中唯一現存的《皇宋十朝綱要》，《玉海》卷49和明《文淵閣書目》卷2等予以著錄。至於其成書時間，未有明確記載。但據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9載錄，該書“惟敘銜為左史”。按：李嘉定六年十月除起居舍人，七年八月除起居郎，則其曾曆左史任。可知該書成於寧宗嘉定時。此外，“成於宋嘉定間”的《甫陽比事》［177］曾征引了該書紀事，此足以印證該書最終修成於寧宗嘉定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