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記事的，事的發生牽連到人時地。古代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政事，故天子的言動必由史官記錄，而諸侯之國亦設史官。孔子因魯國史官之記錄修成《春秋》，強調褒貶，嚴於是非、善惡、邪正、忠奸之辨，記事之法是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創編年史體。其後左氏依經以作傳，詳述事實。是經為綱，傳為目。到漢武帝時，司馬遷修《史記》，起自五帝，終於武帝時代，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創紀傳體。遷誌在“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極稱譽之，有雲：“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此言甚善。自東漢至唐初，世有著述，皆用紀傳體，以紀一代之史，號為正史。直到唐朝後期，杜佑以為曆代典章製度散見各史，不易通知，乃修成《通典》，上自黃帝，下迄唐天寶之末，分類述事，此實襲《史記》的《書》，但也有創新之意。蓋自唐初開官修前代史之風，用紀傳體，號曰正史，私家難以有所述作，乃多改修編年體，或修典製史，如宋太祖初年監修國史王溥纂修《唐會要》及《五代會要》，宋代的各朝會要雖皆官修，但到南宋寧宗時，徐天麟修成《西漢會要》，至理宗初年又成《東漢會要》，兩漢典製，盡在於斯。至於編年史書之纂修，宋代史家之貢獻最為宏偉。自司馬光修成《資治通鑒》後，編年體史書極受史家重視。至南宋孝宗時代，或承其義例而修續編，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或稍變其義例，而效《春秋》與《左傳》之書法，大書者為綱，如同《春秋》之簡嚴，細書者為目，如同《左傳》之詳明，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之成書，遂開創了綱目體。更有袁樞以為曆史重在紀大事，任何朝代都有興有亡，在統治期間亦有治有亂，典章製度是相因的，而興亡治亂未必相因，但必各有其原由。編年史是逐日記所發生之事，而欲考某一件事之始末，則有“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誌其初”之憾，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這是編年史美中不足之處，樞乃以曆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為核心，依時代順序標出事目，用《通鑒》記載之原文，編年係日，由始至終，本末燦然明白，給讀史者極大的方便，如兩漢之間，隻用《王莽篡漢》和《光武中興》兩個事目，便可述明一亡一興、一逆一正，遂創紀事本末體。自此以後，前述兩種新史體，又不斷有後起的史學家所繼承，遂開創史學的新紀元。
宋代史學為何特別興盛呢？此乃肇端於太祖所確定的重文輕武之國策。太祖不願步前麵五代的後塵，亟欲政治清平，必先強調以仁義治天下，方可一新天下之人的耳目，乃重用讀書人治國理民，並立下“不殺士大夫”之誓約，而士大夫亦倡導學問為經世濟民之本，不僅自己勤讀經史，也勸帝王多接近儒者，廣求治道。是以宋朝政治開明，文綱不密，士大夫多以朝野見聞，述之於口，或著錄成書，積之日久，遂成時代的風尚，所以宋人所撰的雜史、筆記最多，存於今日者亦不下三百種。如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都參用了一百多種私家雜史隨筆和文武大臣之家傳、行狀等，皆極詳備。南宋史學家所修成的本朝史極富，多半用編年體。但如要改編前代史，亦承用紀傳體，其目的不是要取代舊史，而是要糾正舊史對正統朝代認定的偏失。蓋因南宋立國江左，僅能守住半壁山河，如同東晉，不免擔心將來在曆史上的地位，史學家在修前代史時，乃特別強調對正統的認定要從嚴。如朱熹所言：“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並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未得正統，自太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並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太宗並太原是在太平興國四年（979），時宋開國已二十年了。因此，朱熹特強調：“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起意成書。”司馬光是北宋人，宋太祖之受周禪即帝位，與曹丕、司馬炎頗相類。而南宋高宗是承繼徽、欽二帝的，時代完全不同，朱熹為南宋立言，在其所修之《資治通鑒綱目》中，以昭烈帝章武元年（221）接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認定昭烈之蜀漢是與高祖之前漢、光武之後漢一係相承的，故貶魏、吳為偽國。此一新見解，首先影響到雅好史學的廬陵蕭常，為扶綱常、正人倫、討亂臣、誅賊子，乃改編陳壽的《三國誌》為《續後漢書》，立昭烈帝紀及後主二《本紀》，魏吳之君臣皆編入《載記》。稍後元儒郝經亦修成《續後漢書》，元朝後期，東陽張樞亦修成《續後漢書》，以表彰忠節。至明季，徽州謝陛又修成《季漢書》，吳郡吳尚儉也撰《續後漢書》，均以扶持名教為宗旨。此可見南宋史家的正統觀，已得到元明史家的認同。又自朱熹輯《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杜大珪輯《名臣碑傳琬琰集》，元、明、清之學者相繼纂輯此兩類書，今存者不下二十餘種。近七八百年來史學的發展，可以說全受南宋史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