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地區，1946年5月30日，國民黨第60軍第184師師長潘朔端將軍率師直和1個團，在遼寧省海城起義，開創了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軍起義的先例。這一行動不僅對蔣介石集團是個沉重的打擊，而且對解放戰爭中後期的長春起義及和平解放雲南均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眾多國民黨起義部隊中，還包括被蔣介石稱為嫡係之嫡係的空軍、交警部隊。1946年6月26日，即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的當天，國民黨空軍第8大隊上尉飛行員劉善本首舉義旗，駕B一24飛機飛到延安，受到了延安軍民的熱烈歡迎。6月29日，毛澤東、朱德接見劉善本機組全體成員，並出席了延安軍民召開的歡迎大會。7月9日，劉善本在延安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宣布他們駕機起義，號召國民黨空軍人員反對內戰。1946年8月10日，國民黨交警第15總隊第1大隊長王一蕃率部400餘人在膠濟鐵路東段南泉車站起義。
在“高樹勳運動”的推動和影響下，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的1年時間裏，國民黨軍大小起義30餘起，8萬餘人，占國民黨軍總兵力的2％。1946年10月30日朱德總司令發表《祝高樹勳將軍起義一周年》的文章，從革命戰爭規律上分析了高樹勳運動的曆史必然性。他指出：反動軍隊的許多官兵在覺悟以後，“必然脫離帝國主義與封建獨裁者，拒絕做他們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麵來”，這是近代中國軍隊曆史上的一種“規律”。“這個規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護國討袁的戰爭中是如此，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十年內戰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戰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獨立、和平、民主與賣國、內戰、獨裁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更是如此。”他還分析了高樹勳運動發展的“特別重要的曆史基礎”：其一，“今天反動派進攻解放區的戰爭，是特別不義的戰爭。”其“實質乃是替美帝國主義打的亡國仗、漢奸仗。”其二，國民黨軍隊內“大多數都剛剛經曆過光榮的抗戰”，現在卻“又和偽軍一起”，“戴起美國帽子，拿起美國武器，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下來殺中國人，這種汙點是太令人痛心了。”其三，國民黨軍官兵在“內戰才一開始就不斷遇到重大的殲滅、打擊，迫使他們必須在將要毀滅的命運麵前決定自己的出路。”其四，“反動派利用內戰來吞並和消滅雜牌軍的政策，使約占半數的國民黨軍隊不能不覺悟得更快。”其五，“國民黨軍隊在與解放區軍隊接觸以後，他們就發現國民黨當局給他們進行的反共宣傳完全是欺騙。”使其“馬上失掉作用而產生反作用。”這一深刻分析，為人民解放軍瓦解國民黨軍官兵，提供了思想武器，使“高樹勳運動”在以後的戰爭過程中有了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