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韓非等人，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而韓非則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主張法術勢兼用。
韓非，約生於公元前280年，死於公元前233年，出身於韓國貴族，與李斯同為荀子的學生。韓非所處的時代，正是戰國末期，這時，秦國統一中國已經成為必然趨勢，而韓國是戰國七雄之中最弱小的國家，在地理位置上又與秦國相鄰，是山東六國的門戶，因此，在秦國統一六國的兼並戰爭中，韓國首先成為秦國的進攻對象。目睹韓國的日益衰弱，韓非曾經上書韓王安，諫議其實行政治改革，修明法製，求人任賢，實行富國強兵的政策，但是卻未為韓王安所用。於是，韓非作《說難》《孤憤》《五蠹》等十餘萬言，當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以後，秦王政讀後歎道，如果能夠與此人同遊，就是死了也沒有遺恨。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國出兵攻打韓國，韓國被迫把韓非交給秦國。可是，韓非在到了秦國以後，並沒有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後來，被李斯、姚賈陷害入獄，自殺而死。
韓非為人口吃，不善於說道，但是善於著書，他所著《韓非子》一書五十三篇，一直保存至今。
韓非把曆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今四個階段，認為，每個曆史階段都有自己的特點，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們食用瓜果蚌蛤，腥臊惡臭，後來，出現了聖人，構木為巢，使人們避開了野獸的侵害，鑽燧取火，化去了食物的腥臊味。中古時期天下大水，而禹和鰥為人們治水，近古時期的特點是桀紂暴亂而湯武革命，為民眾除害。當今是力功爭強，兼地略土的時代。於是，韓非得出結論說，每一個曆史時代的社會生活都有不同的內容，上古時代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而當今爭於力氣。韓非對於這些曆史特征的概括雖然並不十分準確，但是，他用進化的觀點解釋曆史則是一種正確的思路。
韓非認為，從上古時代至於“當今”，社會生活在幾個方麵都發生了變化。這首先是物質財富的供求關係發生了變化，在上古時代。由於人口稀少，人們不用耕種土地，自然界的草木之實就足夠人們食用，不用紡織，禽獸的皮毛就足夠人們穿著。可是，“當今之世”，人口眾多而財物寡少，所以，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財富增長的速度，因此，物質財富的供求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另外，從上古時代到“當今”之世，權力結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上古時代，所謂的天子，不過是享受了當今小吏的待遇，但是，卻要效臣虜之勞，而當今的縣令，即使自己身死以後，子孫也享盡富貴，因此，可以輕辭古代的天子。但是卻難去當今的縣令。由於這兩方麵的變化，上古時代講辭讓，而當今則講爭奪，這並不是人的道德衰敗，而是時勢使之然。
由於每個曆史時代都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每一個時代的曆史經驗隻有在那個時代才有意義。韓非子認為，在當今之世，如果拘守於先王之道，並不是對先王的尊重，而隻能是愚蠢，就好像是在夏後氏的時代構木為巢，在商周時代像禹、鰥一樣治水，一定為先王所笑。韓非斷定，他所生活的時代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凡是稱道先王之道的人，如果不是愚昧，就是懷有別的用心。韓非認為，聖人治國，應該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定自己的政策。
韓非的人性論部分地接受了他的老師荀子的觀點，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這種好利的本性主要根源於人的生存需要，韓非說，以腸胃為根本，如果不吃飯就不能活，那麼每個人都難以免於利欲之心。
由於個人的利欲之心所支配，每個人在社會交往中都是計利而行的，即使是君臣、父子之間，也是如此。韓非舉例說，父母對於自己的子女，如果生下兒子就歡天喜地，一旦生下女兒卻把女兒殺掉，兒女是父母所生，之所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是因為兒子可以供養父母的老年生活，父母樂於養子，是為了自己以後的利益。子女對於父母也是如此，當一個人還是嬰兒的時候，如果父母養育得不很周到，在成年以後，對父母的供養也會很薄。父子之間是至親，但卻是計利而行的。
父子之間尚且如此，沒有父子之親的其他人際關係就更不可靠，韓非指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的忠信仁義是根本靠不住的，在根本上是一種利益交換關係。君主用自己手中的爵祿與臣下交換，而臣下則盡死力與君主交換。臣下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能夠為君主做事，關鍵在於他們從君主那裏得到了多少利益。
既然忠信仁義是不可靠的，所以，也就不應該用仁義道德的觀點解釋人的行為。韓非舉例說，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民，但是，王良愛馬並不是為了馬，越王愛民也不是為了民眾，這是因為他們想利用馬為其馳驟，利用民眾為其打仗。同樣，醫生為病人吮吸傷口中的膿血，是為了逐利，輿人做車，希望人們富貴，匠人做棺，希望多死人，這並不是輿人善良而匠人邪惡，而是各自的利益在驅使他們這樣做。因為人不富貴便不會有人買車，人不死亡就不會有人買棺。所以，人的一生就是求利的一生，人不是道德的人，而是逐於利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