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年號在拜占廷曆法紀年體係中的作用和執政官紀年大體相似。在采用這類紀年法計算絕對年代時，應注意參照有關的史料確定文獻中提到的執政官被任命或皇帝在位的準確年份。皇帝年號紀年法比執政官紀年法更可靠，因為在注重政治事件記載的拜占廷帝國史料中，可資借鑒的旁證更多，用起來就更為可靠。曆史的沿續也說明了這一點，執政官紀年法僅使用到7世紀初，而戴克裏先紀年法持續使用到13世紀。
這一時期，拜占廷帝國某些地區、特別是在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地方政治中心還存在一些地方性紀年法，除了埃及地區流行的稅收年紀年法外，在西亞的敘利亞地區還流行“安條克紀年法”。安條克紀年法於公元前49年10月1日算起，可能是為紀念愷撒視察該城市而設立，於公元前47年正式被采用。直到公元5世紀中期，安條克紀年的歲首才改為9月1日，為的是與中央政府頒布的曆法保持一致，該紀年法至7世紀中期阿拉伯軍隊占領敘利亞以後逐漸停止使用。除了上述主要地方性曆法外，還存在以大區長官或朝廷重臣命名的紀年，它們大多通行於某官員任職或出生地區，沒有普遍性，但是，我們在涉及這類史料提及的年代時，還應給予充分的重視。
拜占廷紀年法
早期拜占廷曆法由於受古希臘羅馬天文曆法的巨大影響，帶有明顯的世俗色彩，被基督教稱為“異教曆法”。然而，隨著基督教思想在拜占廷帝國的傳播，拜占廷曆法逐漸表現出愈來愈明顯的宗教性，篤信基督的拜占廷人極力準確地掌握“上帝的時間表”。
拜占廷帝國時期，基督教神學思想與古典天文曆法相結合，形成了以基督教思想為核心、以古典曆法為手段的新型曆法。基督教在拜占廷帝國時代，其正統神學和教義逐步形成，在拜占廷皇帝的直接參與主持下，完善了其思想體係，成為在拜占廷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人們開始用基督教神學理論解釋天文曆法問題，反過來又用古典天文曆法知識為基督教服務，尤其注意利用曆法計算宗教節日。
“複活節紀年法”源自教會天文學家編製每年一度的複活節表。複活節確定在3月2日至4月25之間，按照拜占廷教會傳統，每年春分節當天或節後一周遇有滿月，則其後的第一個禮拜日為紀念耶穌基督死後複活的節日，如果滿月恰好出現在周日，則複活節順延一周。
為了推算出複活節的準確日期，拜占廷人做了很大努力，他們恢複古代天文學，加強天象觀測，繪製星圖。他們注意整理翻譯注釋古希臘羅馬天文學著作，製作用於觀測天體的星盤，並計算赤道和黃道的夾角，確定月亮運行的軌道等等。顯然拜占廷人在發展拜占廷星占學的同時，為基督教曆法發展提供了天文學依據。
篤信基督的拜占廷人以基督教基本教義解釋計時含義，他們認為所謂“時間”是指發生某些事件的時段，他們的計時體係是以晝夜和四季等自然變化的現象為主要依據，同時以對天體運動的觀測為參考。拜占廷人在如何解釋計時單位時，特別強調基督教思想。他們雖然按照自然和天文變化確定了天、月、季節和年等時間單位，但是他們卻以上帝創世和基督降生來解釋其紀年方法的由來。他們還特別注意以聖經中關於上帝創世的故事為依據，完善了每7日為安息日的禮拜計時方法，並沿用至今。在9世紀以前拜占廷帝國流行的所有紀年方法中，以基督教曆法發展最快，逐漸取代了古典曆法的正統地位。這一時期，出現了“亞曆山大紀年法”，“創世紀年法”、“基督降生紀年法”等等，最終形成了“拜占廷紀年法”。
拜占廷帝國多種紀年法混用的情況使9世紀以前的曆史作家在使用古代文獻時遇到極大的困難，他們常常為準確判斷某個曆史事件的年代而翻閱大量資料，即便如此，錯誤仍然會出現，就連當時最博學的作家塞奧發尼（Theophanis，752～818年）在使用7～8世紀的文獻時也因紀年法混雜而出現了確定年代的錯誤。因此製定統一的曆法紀年體係是中期拜占廷帝國知識界的迫在眉捷的事情，所以“拜占廷紀年法”應運而生，並成為此後占主導地位的曆法。
“拜占廷紀年法”是嚴格按照《舊約·創世紀》的內容計算出來的，確定上帝於公元前5508年3月21日創造世界，因此這一天為拜占廷紀年的開端。
“拜占廷紀年法”還以複活節周期為主要依據，以校正可能出現的誤差。拜占廷天文學家根據觀測，確定以月亮運行為依據的太陽年周期為19年235個月，其中設置7個閏月，分布在第三、六、八、十一、十四、十七和十九年；又確定以太陽運行為依據的太陽年周期為28年，而後將太陰、太陽兩周期相乘，得出532年的複活節大周期。事實上，設置這一大周期的目的在於通過改變其歲首月齡的辦法以達到調整拜占廷曆法在數百年間使用中出現的誤差。“拜占廷紀年法”從9世紀以後成為拜占廷帝國通用的曆法，直到15世紀中期拜占廷帝國滅亡以後，還被東正教教會采用。
拜占廷人為了更準確地計時，還注意吸收其他曆法的優點，調整拜占廷曆法的不足。他們一改以往的傳統，在曆法問題上並不在乎借鑒對象屬於何種宗教，也不太關心使用對象來自哪個民族，隻要它有可取之處就會改頭換麵加以利用，以豐富和完善計時體係。
拜占廷曆法在中古地中海和歐洲文化發展進程中曾長期發揮重要作用，它對周邊各民族，特別是對東歐斯拉夫各民族和東正教世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