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孔子這一思路來看，祖先崇拜儀式所表達的，隻是基於宇宙生命的傳承，後人對祖先自然的追思緬懷之情。《禮記·祭統》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意思是說，祭祀“自中出生於心”，強調祭祀必須有內在認識、情感等基礎，正是孔子“人而不仁如禮何”之義。
這種具有人文精神的祭祀原則，到後來一直延續下來，也可以說是後人祭祀黃帝的精神基礎。我們也可以說，“黃帝”概念包含著豐富的中華人文精神內涵，黃帝陵祭祀也是如此。
確實，黃帝之所以被後人尊為人文初祖，一直享受後人的祭祀，與黃帝時代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有密切關係，與黃帝時代中華先民們所立的大功大德緊密相連。比如，從傳說看，黃帝時代開始馴養使用牛馬，發明了車、船，學會了打井、養蠶和繅絲，在戰爭中開始使用銅製兵器；發明了文字，製定了曆法和甲子，發展了原始農業，美術、音樂和舞蹈創作也繁榮起來；創製冠冕衣裳，開始設區治民，在製度文明建設方麵邁出了重要一步。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就推崇黃帝，充分肯定黃帝時代在中華文明開創史上的地位。
從考古成就看，黃帝時代確實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原始農業、原始手工業以及原始的理性思維，都從無到有地產生了。我國文明起源與原始農業有密切關係，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遺址的廣泛發現告訴人們，距今七、八千年，我國原始農業已有相當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有中華文明的起源。例如，我們看到，在一些仰韶文化遺存中出土了陶紡輪、石紡輪和有孔的小骨針，這說明先民們已開始縫製衣服。他們還知道如何儲備糧食（粟）。還可以看到，黃帝時代的先民們創製了一些簡單的穀物加工工具，例如把穀物放置在石製的碾磨盤上，然後手拿石棒或石餅反複碾磨，這既可脫去穀物外殼，又能將其磨碎，便於食用。這說明先民們在謀求保護自己的時候，希望通過自身的活動在自然界實現自己的預期目標。這一目標得到實現，便標誌著人類理性思維的提高。有了理性思維的產生和發展，又有農耕物質條件的逐漸成熟，這才有中華文明的產生。
我們在祭祀黃帝時，也應該說，祭祀禮儀本身所蘊涵的人文精神，以及參禮者、觀禮者對這種人文精神的體驗、感受等無形的禮儀，比起有形的禮儀行為活動更加重要。在黃帝陵祭禮中，有形的禮儀，如人們在黃陵縣橋山軒轅殿廣場的行禮儀式、排列組合、先後程序等；而無形的禮儀，如以黃帝祭祀為契機，反思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優秀文化，從而增強愛國心和民族凝聚力等。這就意味著，在黃陵祭禮中，要通過曆史文化知識的宣傳，盡量體現出黃帝時代文明創造的人文精神；我們施禮的人要用我們的心，用自己對民族優秀文化的真正認識、真實情感來實施禮儀活動；我們參禮的人，也要用我們的心，用自己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感，來參加禮儀活動；通過這種以真性情為基礎的“心祭”，使所有觀禮的人，都能受到民族優秀文化精神的感染。
我們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我們祭祀黃帝陵，不是把黃帝當成神靈來祭祀，而是在一種肅穆的氣氛中，追思中華民族先輩們如何創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孫。因此，我們的祭祀，在形式上也應當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化的。我們祭祀黃帝，不是祭祀鬼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人文精神的陶冶、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先民們艱苦卓絕的創業精神，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21世紀真正實現。
《黃陵文典》是圍繞黃帝陵及黃陵縣而組織編寫的大型文化叢書，共十六卷十六冊。由黃帝陵所在地陝西黃陵縣來承擔這項彙編工作，是恰當的。黃陵縣的朋友們組成了編輯班子，嚴肅認真地進行彙編工作。他們那裏有豐富的資料，再加上謹嚴的工作態度，使彙編工作取得了成果。彙編的部分稿件曾經送給我所在的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專家們審讀，他們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還有其他院校的專家也提出了寶貴的建議。黃陵縣的朋友們以謙虛的態度對這些意見和建議加以吸收，做了多次修改才定稿。我衷心希望此稿出版以後，能夠再次得到專家們的指正，以便使書稿質量有更大的提高。在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今天，出版《黃陵文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我還想著重提出，黃帝陵的整修曾經得到李瑞環同誌的大力支持，他是黃帝陵基金會名譽理事長，一直關心關於黃帝文化的研究，在我擔任黃帝陵基金會會長期間，曾經親耳聽到過瑞環同誌關於整修黃帝陵的寶貴建議。《黃陵文典》編成後，又得到瑞環同誌的親筆題詞，在此，我們應該向瑞環同誌表示深切的感謝。
2008年3月10日
於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