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情況就有點兒不一樣了。朋友們可能知道宋代是一個理學比較昌盛的時代，從北宋的周敦頤開始，二張、二程、一直到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等這些學問家，其中尤以程朱為代表，最是講究封建名教和綱常倫理，就是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中國的統治者很喜歡這一套，所以理學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而在這種背景下的對曹操的評價，又會如何嬗變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北宋大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的態度。沒錯，這個人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就是我們小時候看的那個“司馬光砸缸”救小朋友的故事，他在北宋朝廷官僚中的地位很高，但卻是個保守派的人士，他最厲害的是寫了一本書，名字叫做《資治通鑒》。
很多人都知道這本曆史巨著，可能也看過，但不知道諸位看三國那段兒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司馬光所用的編年，他用的是魏國的年號啊，還是蜀漢的年號呢？可能看過的朋友都想起來了，他用的是魏國的年號，這說明了什麼？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皇帝的年號可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候，年號的更迭愈加頻繁，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了，你在新的時代裏寫書、寫文章卻用舊時代的年號，這在不開明的朝代裏可是個非常大的政治問題，輕一點兒你要坐牢，嚴重點兒的甚至要殺頭和誅九族。清朝的時候不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麼？本來你寫曆史，應該用清朝的年號，但是你用了已經滅亡的明朝的年號，清朝的皇帝就想了，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這是還念前明，抵抗我大清啊，所以得殺，不僅殺，家私還得抄沒，九族一起受株連，這可比曹雪芹他家僅僅是抄家賣人慘多了。
有的人見司馬光用魏國的年號，就片麵地以為他奉魏國為正朔，說他“帝魏寇蜀”，說他“尊曹抑劉”，這個其實是不對的。司馬光還是以蜀漢為正朔的，證據在於黃初二年四月劉備即位、改元章武之後，司馬光寫上了很長的一篇議論，大意是說從三國開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這些政權隻要沒有一統中國的，都是“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都和古代的列國一樣，不能片麵地說哪個是正統，那麼司馬光又為什麼采用魏國的年號呢？他說，他之所以采用魏國的年號，是因為漢禪讓給魏，在時間上接續得很好，而蜀漢和東吳都是後來建立政權的，在時間順序上接不上，正因為這樣，他才采用魏國的年號，而非蜀漢。
司馬光在他的巨著《資治通鑒》中對於曹操的評價也是比較客觀的。一方麵，他肯定了曹操的事功，而另一方麵也道出了曹操在封建政治、道德上的欠缺，比如“暴力強伉”、蓄“無君之心”，說得就是這方麵的事兒。但也可以明顯看到，相對於曹操而言，作為封建士大夫史學家的司馬光對於出身漢朝宗室的劉備抱有更大的同情和認可，這無疑推動了後世“尊劉抑曹”思想的發展。
另外在北宋，我國一門傑出的藝術門類——說話藝術，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說書，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這從一些宋人的筆記中可以找到例證。比如高承的《事物紀原》卷九《博弈嬉戲部·影戲》中記載了當時三國劇目的影戲，這說明了當時改編三國的文學作品大大豐富，而欣賞這些改編三國文學作品的同時，又帶給那個時代的北宋人一種什麼樣的觀感呢？
這一點，赫赫大名的蘇東坡在他的《誌林》中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他說，他那個時候，小孩子都很調皮，而大人們呢，又都忙著正經兒事，沒工夫陪孩子們玩耍，怎麼辦呢？大人們就想了一招兒，給孩子錢，叫他們去聽說書人說書，這裏麵就有三國的戲目，而且據說當時聽到說劉備兵敗，有很多人不高興，還有流眼淚的，而說到曹操敗呢，下麵聽書的就很高興，還有大聲叫好的。這普遍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在北宋的那個時候，民眾對於三國故事裏麵幾個人物形象的認識已經定型，似乎劉備就是好的，曹操就是奸。
白臉兒的曹操即將定格。
蘇軾不僅記載下了千年以前人們觀聽三國故事的真實感受，而他自己也曾寫過一些涉及三國時代的評價文章，例如我們上學時大都學過的《前赤壁賦》，以及《魏武帝論》、《諸葛亮論》、《孔北海讚》等等，在這些文章中，蘇軾很明顯地表達了一些自己對於這些三國人物的看法。
其中自然包括曹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蘇軾這個人寫文章的藝術表現手法是很高明的，這一點兒也為他贏得了後世所謂的“文學家”的榮譽，但是他文章的內容卻是十分經不起推敲的，可以說是文勝質的代表，有其表而無其實，所以他對曹操的一些批評，也由於其論據和論點風馬牛不相及而不能說服現代人，畢竟他的邏輯還是值得懷疑的。不過他對曹操的態度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坐標，那就是北宋所謂的士大夫對曹操已經是貶多於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