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洪武年間，中國封建文化專製主義發展迅速，明太祖朱元璋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對思想文化進行粗暴的幹預，對當時和後世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明朝之初的文人士大夫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元朝遺民；二是元末戰亂中曾為其他集團服務的人士；三是追隨朱元璋的士人；四是隱居不出的士人。
曆來新王朝建立後對於前朝遺民大多采取優惠態度，這是用以顯示本朝的寬大和實行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朱元璋卻不同，《明朝小史》記載：“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人淄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日‘鏟頭會’。”這種殘忍的殺人方法古今少見。
對於第二類人比對元朝遺民還要嚴酷。在元末群雄逐鹿之中，吳中四士——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曾是張士誠的座上客，楊、徐還做過張士誠的官。後來，這四人都曾出仕明朝，但是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高啟詔修《元史》後，授翰林編修，乞歸。後因為蘇州知府魏觀建知府衙門時寫“上梁文”而被腰斬。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因事被流放嶺南，自投龍江而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後任河南左布政使，後因犒軍不時，下獄死。
明初麵臨的社會矛盾很多，而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一部分舊地主階級文人拒絕與新的王朝合作，由此引發朱元璋製造文字獄。這些文人仇視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如貴溪儒士夏伯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做官，當麵罵明太祖“紅寇”，後被送回原籍處死。
有的文人謝絕新朝的征召，實在無法推脫的，即使勉強來到南京仍不接受官職。如浙江山陰人楊維楨、江陰王逢就是如此。也有一些曾經在元朝或東吳做官的文人，卻堅決不做明朝的官，如回族詩人丁鶴年、山陰的張憲、長樂的陳亮、廬陵的張昱等。一些封建文人對朱元璋的統治不滿，朱元璋則在文字上找毛病，牽強附會，吹毛求疵，興起文字獄，以打擊這部分不合作者，樹立他專製君主的權威，強化剛建立的王朝統治。
自從秦代焚書坑儒之後每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因為思想、文字而遭受迫害的，但以明代的洪武、清代的雍正、乾隆三朝最為嚴酷。如果就此三朝而言，清代的“文字獄”中的有些個案從清政府的立場來說不完全是冤案，而洪武時的案子大都是冤案，因為這些“文字獄”絕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在年節或某個喜慶的日子向皇帝敬上祝賀的表章裏的文字觸犯忌諱所導致的。這些地方官吏的初衷都是要歌頌皇帝的，其所用的文字也都是要歌頌的。但是他們不懂得皇帝的忌諱，才自蹈死地。
朱元璋出身寒微，當過和尚，於是“光”“禿”這類字詞是最忌諱的，甚至也不能講“僧”字。再加以推廣，連同“僧”的同音字“生”也犯了忌。早年朱元璋參加了紅巾軍起義，當時元朝官吏及地主均稱紅巾軍為“紅賊”“紅寇”，被罵作“賊”“寇”是朱元璋最痛恨的了。於是與“賊”字形相同、音相近的“則”字，也不許再提。
逢年過節或朱元璋的壽辰及其他皇家喜慶的日子，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縣、衛所官員，都要上表祝賀。學校的先生一般會代作祝文，滿是歌功頌德之詞，朱元璋很喜歡讀。
從渡江到開國，文人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太祖認為要治國就要重用文人，世亂用武，世治宜文。有人指出：文人好挖苦毀謗。例如張士誠寵信文人，文人在他當王爺後，用“士誠”喚他，孟子雲：誠小人也，可讀成：“士誠，小人也。”朱元璋還真相信了這些話，開始懷疑有些人用“僧”“賊”等字在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