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再是被動地、消極地在三國的油田裏麵開采石油、做三國這個資源的破壞者和享受者，而是變成了重新栽種樹苗、改造三國這片密林的保護者和建設者。當人們成為三國這一資源的建設者和改造者之後，三國就變成了人們抒發理想、表達誌向的“實驗田”。在這片“實驗田”裏麵，中國的思想找到了一個出口。
法國著名的遊俠小說作家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後，寫過這樣一句話：“人類所有的智慧都隱藏在這五個字裏麵：等待與希望！”而承載了後代人們理想與誌向的三國資源，正是隱藏了中國智慧的寶藏。可能您要說，隻留下等待和希望，隻把自己的理想和誌向投入到對古人的詠歎之中，又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十分簡單，而且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就曾經被一位智者回答過了。他說：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裝，1789至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1848年的革命就隻知道拙劣地時而模仿1789年，時而又模仿1793年至1795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複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在想像中誇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蕩。”
說這番話的人，是十九世紀的智者卡爾·馬克思，這段話，出自他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明確地說出，借用古人來作為革命的招牌，並不是為了給古人招魂，而是為了尋找到革命的精神。這對三國資源來說，又何嚐不是如此？中國的士人們一代一代地把自己的情懷和理想傾注到了對三國的詮釋中，而後來者又從他們的詮釋裏找到了力量，尋找到了理想、希望和治國方略。
所以，三國資源在被不斷地詮釋和改造之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曆史，而是中國思想的出口了。中國的思想即使不在直抒胸臆的文章和政論中表達，也會在對三國曆史的評點和感懷中尋找到出海口。
近代對中國的三國資源挖掘得最為勤奮、詮釋得最為精彩的，是著名的雜文家魯迅。魯迅曾經作過一次講演，題目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時間在一九二七年九月。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破裂、新軍閥戰爭的開始，國家從北伐戰爭勝利後的局部暫時統一再次走向全麵的長期分裂，這個時代，魯迅選擇了魏晉風度作為演講題目，自然有他的用意。在他的心中，當時的中國，和三國時候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按照他自己的話說，隻不過是在選擇是做奴隸，還是奴隸都做不成。
魯迅演講的主要內容，是魏晉風度中的反傳統現象與尊重傳統的實質，以及這種精神在後來的政治高壓下的喪失。他以曹操、孔融、何晏、阮籍、嵇康等人作為評論的對象，揭示了他們表麵上反傳統，實質上向真正的傳統回歸的傾向。這種說法，寄托了魯迅自己的精神在裏麵。事實上，無論是曹操、孔融，還是何晏、阮籍，雖然都有反抗現有的偽善和迂腐的表現，但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卻是實用多於理想，而且還是壓倒性的，隻有嵇康屬於一個理想主義者而已。但是，在當時新軍閥林立、互相指責對方“背棄革命”而借故開戰的情況下，魯迅隻不過是用三國人物的形象，表達自己的理想，他希望真正能夠擺脫當時的偽善和虛假口號，恢複到理想主義的真誠之下去，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呼籲如果直接發表出來，勢必會被封殺，所以他隻能采取迂回的辦法，借助對古人的評論，對文學的賞析，為自己的思想尋找奔突的出口。且看下麵一段內容，像不像對當時軍閥們的諷刺和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