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坡路的清王朝
1661年，清朝康熙帝玄燁即位。在滿族入主中原不久，政權的根基還不很穩固的情況下，康熙帝吸取明朝滅亡的教訓，采取一係列措施，發展經濟和文化。他頒布《勸墾章程》，獎勵農民墾荒種糧，興修水利工程，減輕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實行“利商便民”政策，鼓勵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並且還積極引進西洋的科技人才，學習西洋的科技知識。
這樣，經過十多年，清朝的經濟實力增強了，軍事力量也不斷增強。康熙帝便致力於平定內亂、消除外患。先後平定了三藩之亂、準葛爾叛亂，收複了台灣，打敗了來犯的沙俄侵略者，簽訂《尼布楚條約》，勘定了中俄東北邊界。
繼康熙帝後的雍正、乾隆沿襲了康熙的發展經濟、鞏固祖國統一的政策，使清朝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文化上都達到了鼎盛時期。人們把這個時期稱為“康乾盛世”。
但是，乾隆以後，封建的清王朝就開始由盛極轉向衰微。在乾隆末期，衰落的跡象從各個方麵都突出地顯露出來。
重要的表現之一就是，上至皇帝，下至七品芝麻官，大多隻知道揮霍浪費，貪汙腐化的狀況遍地成風。
乾隆帝曾被譽為“太平的君主”。1790年，他的國庫中所積存的白銀創下康乾盛世的最高記錄，達到8000萬兩。不幸的是，從此以後，國庫存銀銳減。1792年，國庫存銀一下減少到1100多萬兩。到乾隆末年，乾隆府庫的存銀幾乎都用完了，隻剩下200萬兩。“太平之君”成為名副其實的“散財童子”。
乾隆用這巨額庫存和大宗收入都幹了些什麼呢？除了開支軍費、河工、宗室和官員的俸祿之外，其餘的銀子都被他揮霍浪費了。
1736—1795年乾隆在位期間，曾先後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府孔廟，七次東謁三陵，兩次巡遊天津，一次登賞嵩山；一次遊覽正定，多次避暑熱河。每次巡幸都要興師動眾，鬧得雞犬不寧。
以南巡為例。他每次南巡都提前一年勘察道路，修橋鋪路，搭建行宮。從北京到杭州，途中共建有30多處行宮，沒有行宮的地方，就搭黃布城和蒙古包帳房。沿途道路須灑水清塵，所經石橋石道，要用黃土鋪墊，水路碼頭上都要鋪上棕毯。
皇帝南巡時，很大一部分時間是乘船在京杭大運河上消遣度過的。為他的船安福艫、翔鳳艇，拉纖的河兵就達3600名。禦舟行駛，前有禦前大臣等官兵及禦馬的乘船開道，後有軍機處等官員及鑾儀衛等的船隻緊隨其後，岸上還有騎兵沿河行走，以備隨時差遣。
在乾隆第六次南巡時，隨行的王公大臣、章京、侍衛、官員、拜唐阿兵等多達2500人。沿途所經過的地方30裏以內，地方官員都必須身穿上朝的服裝迎接皇帝的到來，耆民老婦、紳衿生監都要排列跪伏，80歲以上的老翁老婦都要穿黃布或黃絹外褂，手捧高香跪候。在揚州、蘇州、杭州等城市，更用彩綢彩布搭建彩棚、點景，設立香案，河道設龍舟燈舫，造成“巷舞衢歌”的喜慶景象。
各級地方官員為了討得皇帝歡心，得到皇帝的賞識，紛紛挖空心思，玩出各種把戲來。乾隆第五次南巡，禦舟將到鎮江時，隻見10多裏外聳立著一個巨大而紅翠可愛的“桃子”，突然間，煙火大放，光焰四射，巨桃轟然裂開，從桃內現出一個劇場，數百名優伶演出壽山福海之戲。
鎮江的鹽商了解到皇帝喜歡參悟禪理，便到處雇請和尚，請不到那麼多的和尚，就花重金雇了人剃了頭來湊數。淮陰道的官員辛攀桂主管行宮的陳設，竟用鏤銀絲製造痰盂。路過無錫附近，在西北角的石塘灣和東南角的望亭均設立了黃布城，共占地600多畝。黃布城的對岸還築了一道近2裏長的“照牆”，用木、竹子及蘆葦做成，裏外數重；纖路一色紅木釘樁，占良田更達上千畝；運河邊又築設竹籬茅舍，將竹子移栽到茅舍旁邊，禦舟一過，這些竹子就死去了。如此等等，不勝描述。
乾隆南巡時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對嬪妃、臣僚賜宴行賞。從執事官兵到親王大臣，每人賞銀少的一二兩，多的竟達五六百兩！
乾隆南巡花費不可勝計，他自己也為此感到極其懊悔。在退位以後，他對廷臣吳熊光說：我統治天下60年，並沒有大的過錯，隻有6次南巡，勞民傷財，確實是“作無益而害有益”！
乾隆還大開慶典，大興土木。1752年1月11日，是乾隆的母親孝聖憲皇後的60大壽。為了在頭一天把她從西郊接回宮來，從西華門到西直門外的高粱橋之間的十幾裏地，一律張燈結彩，剪彩為花，鋪錦為屋，每隔幾十步搭一個戲台，台上各省臣僚、優伶彙集，南腔北調，輪番演出，一派蓬萊仙島的景象。
在這個時候，各省官員極盡獻媚之能事。廣東負責布置的地段上設一翡翠亭，寬二三丈，全部用孔雀尾巴上的羽毛作屋瓦，一個亭子用的羽毛就不下萬羽。在湖北負責布置的地段上，則搭一座黃鶴樓，重簷三層，牆壁全部用七八尺高的玻璃做成。浙江則布置一個出湖鏡：一個大圓鏡嵌在當中，四麵八方鑲了數萬塊小鏡子，鱗砌成牆，一個映照，當即分現出無數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