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也毫不懷疑，未來中國又會出現一些類似於清儒錢大昕那樣有錢又有閑的學人。“有錢”就不必為生計著急上火，“有閑”指有時間，即不想當官，以求學問寄存浮生的生活方式。其實，這樣的人做學問最合適。若果我的推測不誤，不要太久，就會出現這樣的學人和“敦煌學”家。果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學術幸甚，“敦煌學”幸甚。
上麵是對年輕朋友在擇業方向上的提醒，下麵想對已步入“敦煌學”界的年輕朋友說幾句。
我和我的師兄趙和平教授以及同時代的一批人，是1977年恢複高考後才讀研究生的。1979年，我入北大讀碩士研究生時，已過了30歲，和平兄已過31歲。與我同室的馬世長和晁華山二學兄是學考古的，已年過40（1963年大學畢業）。這說明，我們步入“敦煌學”領域時，已經很晚，年齡偏大了。今天恐怕很少有這種情況吧。無怪乎宿白教授說我們是“從第六層樓開始蓋起”。意思是底子不牢固。我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可是，我們這代人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產物，個人能負這份責任嗎？我相信、也願意未來的“敦煌學”學者不再有這種情況。我把這點陳年舊事寫出來，就是希望年輕人能打好底子。“根深才能葉茂”，是師尊張廣達教授經常引用的鄧恭三先師的話，足供與來人共勉。
敦煌文獻多為寫本，而且出自我國西北邊陲。這就必然帶有書寫特征和地域特征。就書寫特征來說，有兩點需特別注意：一是有大量俗體字存在，甚至一個字有幾種寫法。在這裏，陳寅恪先生說的“讀書先需識字”尤其重要。宋以後，各種文獻多以刻版或活字印刷問世，字形多被整齊劃一。但寫本時代，字型卻五花八門，要求認字的功夫便升高了。其二，古人在寫作或轉抄時，用了一些約定俗成的符號，都有其特定含義，不能輕忽。隻有弄清其本始含義，才能對原文產生“同情的理解”，進而認識其原來的真實用意。就地域特征來說，由於出自中國西北，那些本地產生的原始文本就很可能有“唐五代河西方音替代字”，我在邈真讚一類文字中找到五十幾對。即便是由外地傳入的文獻，如《六祖壇經》，原本產生於今廣東地區，西北人在傳抄中也羼入了方音替代字，我從英藏本中找出了24對，100餘處，幾乎占全文的1％（敦煌本《壇經》全文1．24萬字）。這些由手寫和地域發生的書誌學的問題，與每位學者的研究專題關係不大，但它們卻是帶共性的問題，誰都會遇到，且不能回避。因為“敦煌學”本來就包含文獻學與專門學科兩部分內容。文獻學是基礎，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將自己研究的專門問題搞深入，搞好。
拉拉雜雜寫了如上的內容，望同仁們指教。
敦煌學當前工作漫議
王素
王素，男，1953年生，湖北武漢人。1981年武漢大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同年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故宮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敦煌吐魯番研究》、《吐魯番學研究》編委。主要論著有《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合著）、《高昌史稿·統治編》、《高昌史稿·交通編》等。
20世紀是敦煌藏經洞開啟後敦煌學由濫觴到蓬勃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雖然倫敦、巴黎、聖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獻尚未完全公布，但憑借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在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和敦煌學的各個研究領域，仍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此為人所共知，無須贅述。
21世紀伊始，倫敦、巴黎、聖彼得堡三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獻已經完全公布，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的完全公布按計劃也將於近期完成，中國和世界的博物館、圖書館及大專院校散藏的敦煌文獻的公布據說也已完成大半。在此情況下，敦煌學當前還有哪些工作需要進行，關係到敦煌學如何繼續發展，自然成為學者關心的問題。對此，我有三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