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至7月，我受郝春文教授主持的上海市重點學科“域外漢文古文獻學”派遣，到韓國國立漢城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從事韓國古代漢文古籍的調查和研究。出國前，就能夠利用的條件，對韓國古代漢文古籍情況作了盡可能詳細的了解，擬訂的計劃是做一個史部的目錄提要。到達漢城大學，對奎章閣收藏做了初步了解後，立即放棄了原訂的計劃，決定將工作重點限定在高麗時期。這主要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是韓國古代漢文文獻之多使原計劃非半年時間所能完成。奎章閣現收藏各類古文獻就達六萬餘種，韓國現存古文獻總量可想而知，而其中絕大部分是漢文文獻。直到1910年前後，朝鮮政府與各國簽定的條約，與聘請的外國各類人才的合同等仍主要采用漢文，士大夫詩文和官私文書也主要采用漢文。史部文獻中編年類、雜史、傳記、地理誌、官私文書等類史籍都達數百甚至千計，一一過手，幾無可能。二是高麗文獻數量相對有限，全力以赴，半年時間基本能做到對其有一整體的了解。我自己學習宋史，也希望能夠全麵地了解一下高麗曆史文獻的情況。
高麗一朝也是韓國古代文化昌明的時期，特別是高麗後期，人才輩出，群星爭輝，而且高麗學習中國，已經建立了史官製度，編寫有各朝實錄，官私史籍應十分豐富，但曆經戰亂，特別是經過壬辰倭亂的慘烈毀壞後，高麗曆史文獻大多被毀，現存文獻已很有限。現存記載高麗曆史的文獻概而言之有兩類，一是高麗時人所作，或直接基於高麗原始文獻編撰的史籍，如大部分高麗文集、李氏朝鮮前期政府組織編寫的《高麗史》、《高麗史節要》、《東國輿地勝覽》、《增補文獻備考》、《東文選》等史籍；二是主要取材於朝鮮時期編成的高麗史籍的文獻，這一部分文獻在有關高麗曆史的文獻中數量上占據了多數，這些文獻有的是為倡導觀念而作《彙纂麗史》、《宋元華東史會編綱目》、各種忠烈錄、淵源錄等，其中學習朱熹綱目體而編寫的史籍數量最多，也有從已編成史籍中輯錄某人事跡和詩文，編輯的實紀和文集，但這些文獻從史學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仍有其價值，而且其中也有部分直接取材於高麗時期文獻者，如《東國通鑒》、《東史綱目》等，輯錄而成的實紀和文集也有取材於家譜、方誌、碑銘、後世對某人的祭祀、配享等紀念資料等正史和文集未載的資料。因而，如果這樣分類介紹，對於有的史籍，界限難以把握，本書還是按照四部的分類，加以介紹。
本書主要以奎章閣、藏書閣和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三家藏書機構的收藏為主，加之韓國已經影印或鉛印刊行的其他古籍，共介紹各類有關高麗曆史的漢文文獻二百一十種，其中紀傳體類六種、編年體類十八種、典章製度類五種、地理誌類八種、金石及文書類八種、傳記類五十九種、雜史類二十五種、文集類六十五種、其他十六種，以及今人所作史料彙編五種。但即使三家機構的藏書仍有《竹軒先生遺集》、《麗綱撮要》、《麗史世家撮》、《高麗世係》等因時間等原因未能借覽，《圓頓成佛論》、《圓鑒錄》、《十句章圓通記》、《禪門綱要集》、《天台四教義》、《現行西方經》等高麗佛教著作也未能加以介紹。這是一大遺憾。史料彙編類著作中國有楊渭生先生等編《十至十四世紀中韓關係史史料彙編》（學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比較全麵地收錄了中國正史、政書、類書、方誌、文集、筆記等典籍有關中韓關係史的史料，韓國典籍則主要收錄了《高麗史》和《高麗史節要》，另收錄了《增補文獻備考》和《朝鮮史略》的部分資料，未涉及文集等其他典籍，日本齋藤忠編有《高麗寺院史料集成》（日本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1997年10月版），專題收集了高麗時期佛教寺院史史料。本書僅介紹了韓國學者所著五種史料彙編，對這兩書未作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