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場貿易
明清，尤其晚清，是中國經濟近代化的開端。農村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成長、壯大；外國商品和資本輸入；新式工礦交通運輸業的建立；沿海，沿江，沿交通線湧現出一批近代城市；鄉鎮集市增多，促使中國市場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形成了以通商口岸大中城市的外資和中國資本的新式商業為主導，以鄉鎮集市民間貿易為基礎的市場格局和貿易網絡。
新舊、土洋、大中小並存
數以百計的大中城市和數以萬計的鄉鎮集市同時存在；新式的洋行、貿易公司和舊式的牙行、店鋪同時存在；高樓大廈裏的商店和街道馬路兩旁的售貨攤點、沿街叫賣的貨郎擔同時存在；長途販運與定點銷售、收購同時存在；販運貨物的輪船和帆船同時存在；火車、汽車與馬車、牛車、人力車以及肩挑、背負同時存在；舶來的洋貨和婦孺皆識的土貨同時存在；銀行、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與錢莊、票號同時存在；“洋元”與“龍元”、銅錢、紙幣等同時存在；保險公司和鏢局同時存在；新式商會和舊式商人團體、幫派組織同時存在；新的會計製度、結算方式和舊的記賬、結算方式同時存在；新的貿易法令和傳統的貿易習慣、規則同時存在……呈現出一幅新舊交錯的奇特景象。
新的洋的取代、排擠和壓倒舊的、土的
在傳統市場向近代市場過渡時，這種現象到處可見，十分普遍，略舉數端。
第一，新貿易製度取代舊貿易製度。民國初年，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食鹽自由貿易取代封建壟斷的引岸製度，是這方麵的一個實例。清代，食鹽貿易中實行引岸製度，鹽商向國家交納一定報效後，取得運輸食鹽到某岸（銷售地區）出賣的特權——引權。產鹽有定場、運鹽有定商、銷鹽有定岸、買鹽有定點。此疆彼界，不得侵越。這種舊的、僵死的食鹽運銷製度，經過民國初年的鹽務改革，發生了重大變化。據統計，1931年，全國銷鹽縣數1972個，其中實行舊的票商、專商、包商、官運民銷和官銷製者1001個，占50%強，實行自由貿易製縣數971個，約占50%；1937年，全國銷鹽縣數1968個，其中實行舊的票商、專商、包商、官運民銷和官銷製者，減至789縣，占40%，實行自由貿易製者，增至1179縣，占60%。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明確宣布，取消食鹽貿易中的引岸專商製，實行自由貿易製。新的食鹽貿易製度取代舊的食鹽貿易製度，是在國家政權幹預下，用改革方式，經過30餘年完成的。
第二，新的貿易組織取代舊的貿易組織。清末民初，有的地方的商人收買封建牙紀開設的糧店（又稱鬥店），將其改組為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式公司，是這方麵的實例。
據天津商會檔案載，自清光緒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起，天津商務總會協理寧世福邀集同仁，招集股本行平銀3萬兩，租押道光年間開設的天津城外西集永豐屯怡和鬥店帖牌、店房、貨廠，成立怡和公鬥店有限公司。該公司股本銀共計6萬兩，每股500兩，共作120股。眾股東推舉寧世福（星普）為總理，張傳清為監理，王維璿、寧炳勳為經理，分別負責外場客麵交易和內櫃銀錢賬目。該公司還擬定了章程，規定公司業務是“招徠客糧，維持民食”，說明該公司是“接辦鬥店”而來，是“商股商辦”性質等。光緒三十一年正月（1905年2月）《天津南段巡警總局發布寧星普接辦怡和公鬥店公司為顧念民食之舉請客商共同維持告示》中，概述了從怡和鬥店到怡和公鬥店公司的曆史過程：“永豐屯怡和鬥店，自道光年間開設，迄今八十餘年，實為客糧巨藪。每屆冬令，各埠糧客麇集，囤積雜糧不下數十萬石，陸續出糶，民食稱便。今該店辦理不善，虧空歇業，倘使一蹶不振，糧客視津埠為畏途，糧食來源告匱，勢在旦夕，關係甚重。永豐屯村正副劉竹坡等，再四懇求，商務總會寧協理世福設法挽救……招股租押該店，改名怡和公鬥店有限公司。”公司取代鬥店是在鬥店經營不善、虧空歇業情況下，自發進行的。這與當時社會大氣候有密切關係。一方麵，庚子事變後的10年，津埠糧食業因種種原因歇業49戶，怡和鬥店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麵，清政府舉辦所謂新政，提倡開設公司。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新的公司取代舊的貿易組織，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洋貨壓製和排擠土貨。這時期，市場上貿易貨物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機製洋布（包括國產機製布和進口機製布，下同）所占比重日益擴大，手織土布所占比重不斷縮小，是這方麵的例子。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乙表四《全國棉布應有產量中機製布與手織布的比重變化》，1840年，機製布占0.46%，手織布占99.54%；1860年，機製布占3.18%，手織布占96.82%；1894年，機製布占14.15%，手織布占85.85%；1913年，機製布占34.83%，手織布占65.17%；1936年機製布占56.84%，手織布占43.16%。機製布產量超過手織布，但始終未能完全取代手織布。
貿易貨物中，機器麵粉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土磨坊麵粉所占比重縮小，是又一例。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等編《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計算，1913年機器麵粉和機器磨坊麵粉占10.24%，土磨坊麵粉占35.40%，其餘為自然經濟麵粉；1936年機器麵粉和機器磨坊麵粉占20.61%，土磨坊麵粉占25.69%。機器麵粉排擠土磨坊麵粉。所占比重不斷增加，但並未超過土磨坊麵粉。
第四，在長途販運貿易中，新式運輸工具逐步代替舊式運輸工具。食鹽運輸中，輪運增加，帆運減少乃至消失是明顯例證。
我國一向用帆船運鹽，但隨著輪運的出現及發展，食鹽運輸中也開始采用輪運。自1920年起，北洋政府即作出增加輪運鹽的決定，“湘、鄂、西三岸每年共辦輪運鹽斤三百票（每票合市秤5080擔），並得增加至五百票”。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也將“增加輪運縮減帆運列入整理淮鹵計劃”。次年，又將從前湘鄂西三岸輪運一票帆運二票辦法取消，鼓勵輪運。但遭到恃帆運鹽為生的舊鹽商的堅決反對。於是，國民政府對於“輪運票數，隻用遞加辦法”，規定輪運最高限額，以示對舊鹽商妥協。1934年，提出增加輪運，減少帆運三項辦法，第一，湘岸已經交稅帆運二百票，撥半數改辦輪運，皖岸已經交稅帆運二百票，悉數改辦輪運。第二，鄂西兩岸應督商酌辦輪運。次年，又製訂了一個遞滅帆運大綱，規定自1935年1月起，鄂岸全辦輪運，皖岸暫準仍辦帆運，湘西兩岸每輪運一票均令搭配帆運一票。自1936年起，每年輪運遞加二成，帆運遞減二成，分五年將帆運裁減完竣，即至1940年湘鄂西皖四岸帆運一律廢除。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之所以在食鹽運銷中改帆運為輪運，是因為新式輪運比舊式帆運優越。第一，帆運比輪運費用高，多時達2倍。第二，輪運比帆運迅速。鹽由鹽場輪運到銷地最多不過10天，而從十二圩帆運到銷地，往往需一個月時間。第三，輪運比帆運運鹽手續簡單，裝卸費用小，囤積損耗少，帆運則相反。第四，輪運可保持鹽的質量，帆運則因在途日久，易致汙黑，易摻和泥沙，降低質量。第五，輪運使政府稅收增加，帆運則使其減少。政府積極提倡輪運減少帆運的根本原因在此。自1920年起，在我國最大的海鹽鹽場——淮鹽的貿易中，輪運與帆運並存，至1940年，帆運消滅，前後經過20年的時間，食鹽運輸方式實現了曆史性轉變。這種轉變也是在政府的幹預下完成的。
利用舊形式，注入新內容
第一，近代市場在發育過程中，利用傳統市場的積極因素。許多外商洋行和中國新式商行通過中國的鎮集廟會推銷工業品，收購農副土特產品，即是這方麵的例證。上已言及，江商海賈雲集到長江三角洲的市鎮上，收購絲綢，轉運到上海等大城市出賣，甚至遠銷國外。各地客商爭赴華北熱鬧的廟會，“均借以暢銷貨品，交通有無”。直隸曲周縣廟會上，“其輸進之貨，以洋布、綢緞為大宗。”
清政府在舉辦“新政”，進行“商戰”，推進經濟貿易發展過程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宣統元年（1909）農工商部命令天津商會速查直隸各縣廟會情形，以為舉行現代“賽會”的準備，即含有利用傳統集會、發展新式商業之意。該命令說：“中國物產豐富，女口絲、茶、棉、麻、瓷、漆、竹、木、牲畜、皮革、羊毛、礦石、米穀、海產等類，各行省大宗貿易率皆指定處所，定期集會，略具賽會之意。惟專重銷售，不重比較，且往往局於一方，全國未能周悉。亟應先行調查，設法聯絡，以為他日舉行國內賽事之預備。”
第二，新式銀行既排擠又利用傳統的金融組織——錢莊、票號，開展業務，求得發展。
晚清，新式中外銀行在中國境內先後建立起來。自1845年外資銀行——麗如銀行（1842年成立，總部設在印度孟買，1845年改名東方銀行，總部遷往英國倫敦）在中國香港、廣州建立分行起，至1894年，已建立的8家外資銀行在華投資估計總數為28094940美元，1914年，外國金融業在華投資75.75百萬美元。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於1897年建立後，戶部銀行（後改稱大清銀行）、交通銀行等相繼建立，至1911年華商銀行已達30家（有些是僅見名稱，或者不久倒閉），1912年後大發展。據唐傳泗、黃漢民估計，1925年，中國和外國在華銀行的實收資本和公積金占81.7%，錢莊占18.3%；銀行資本占77.5%，錢莊占22.5%。銀行與票號，錢莊關係密切。首先，銀行吸收錢莊界人士參與經營管理，官私大小銀行邀請錢莊經理人員當經理。中國通商銀行的第一、第二任華人經理、戶部銀行經理都是錢莊經理；商辦的四明銀行的總經理也是錢莊經理。吳友如《銀行倒閉》其次，銀行向錢莊放款，借錢莊與工商界關係開展業務。19世紀70年代，上海外商銀行對錢莊拆放額常在300萬兩左右，90年代增至七八百萬兩，20世紀初達一千幾百萬兩，1911年達到2000多萬兩。進出口貿易中通用莊票；在漢口，中外貿易中，洋商以銀行彙票付予買辦，買辦則換給支票，向錢莊過付。1907年成立的清代最重要的一家私人銀行——浙江興業銀行，除承做絲綢油米等押款外，把大部分資金用於對錢莊的短期拆放。1915年中國銀行成都支行對5家殷實有信譽的錢莊拆放資金。銀行，尤其外商銀行通過錢莊放出大量借款，也就控製了金融市場。如1910年發生橡皮股票風潮，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外商銀行陸續收回對錢莊的拆款，致使大批錢莊倒閉。先是上海，而後波及南北許多大商埠，京、津、煙台、廣州、潮州均受牽連。據天津商會檔案載：“現在上海市麵搖動，倒閉頻仍，而天津春華泰擱淺，滓市因而搖動。於是傾軋者有之，觀望者有之，株連排擠者又有之，以致周轉不通，市麵為之一滯。”1910年，“上海複又倒閉錢莊三家，煙台倒閉十三家。”天津“源豐潤、新泰兩號，因上海牽連，同時倒閉，市麵益形搖動，人心惶惶。”北京“源豐潤倒閉後相率倒閉者又有四家……日內尚聞有多數錢莊將倒，現在銀根奇緊，市麵恐慌，銀價陡漲，市麵受害伊於胡底！”廣東“因上海票號紛紛倒閉，本省廣州、潮州怡和德、萬昌、源豐潤等號，亦相繼倒閉。”日來人心恐慌，港、澳、佛山、梧州（今廣西境）等處持票赴官銀錢局兌現銀者，紛至遝來。再次，上海等大城市的銀行有時還利用內地錢莊代理收解款項事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