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遵義會議的曆史意義、毛澤東的功績以及自己的作用，接替博古的張聞天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遵義會議在我黨曆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主義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誌，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毛澤東將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並提，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周恩來認為，遵義會議毛澤東才在軍事上糾正了錯誤路線，挽救了中國革命。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不知道要推遲多久。聶榮臻、劉伯承、楊尚昆等認為，遵義會議集 中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勝利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曆史意義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才有長征的勝利、鍛煉了黨和紅軍基幹，克服了張國燾逃跑主義和分裂黨的陰謀，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聶榮臻還認為以後從政治上清算王明路線打下了基礎，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楊尚昆更認為，遵義會議的最大功勞是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更是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麵。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以上對遵義會議的曆史地位主要圍繞清除“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隊地位，為以後長征勝利、戰勝張國燾分裂等方麵論述。老一輩革命家紛紛立言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的領導。如蕭華在《長征組歌》中描述的“遵義會議放光輝，全黨全軍齊歡慶。萬眾歡呼毛主席，馬列路線指航程。……英明領袖來掌舵，革命磅礴向前進”。朱德一首：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他們的詩歌都強調了毛澤東為領袖的這一點。
二是遵義會議開創了以“團結——批評——團結”方式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範例。
毛澤東由於長時間被孤立的磨煉，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賀子珍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我感歎地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咧。”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
由於軍情緊張，主要也是為了團結大多數，毛澤東主張隻是解決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不談政治路線。毛澤東說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才開始批評這些錯誤，改變路線，領導機構才獨立考慮自己的問題。
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誌改正錯誤，采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周恩來後來也指出：“毛澤東提出‘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要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據楊尚昆回憶：遵義會議主要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沒有涉及政治路線問題，因為自五次反“圍剿”以來，中央在軍事戰略戰術方麵的嚴重錯誤已是毋庸爭辯的事實；至於政治路線方麵的錯誤許多同誌還沒有認識到，解決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而且追敵在後，關鍵時刻隻能集中精力最先解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是十分正確的。這是毛澤東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一次光輝實踐。會議實際上一改過去“左”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政策，認真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鬥爭是比較激烈的，但沒有搞過火鬥爭，沒有搞懲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