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吉祥：封司禮監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從子鉉、鐸、睿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廝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時並稱曹、石。”
其他人也各有封賞。
有人得勢，就必然有人失勢。英宗大賞功臣的同時，於謙和大學士王文被逮入錦衣衛大獄，內閣大學士陳循、江淵被貶戍邊，商輅、蕭鎡被除名，等等。
在徐有貞的指使下，那些言官見風使舵，紛紛上奏彈劾於謙。明英宗頗為猶豫，說：“於謙實有功。”徐有貞進言：“不殺於謙，此舉為無名。”英宗於是下定決心，殺於謙，“籍其家，家戍邊”。二十三日，於謙被殺於崇文門。
於謙是個百年難得一見的英雄人物。這裏多用一些篇幅來談一下對他的看法。
於謙的家被抄時，“家無餘資”，隻有一間正室鎖得嚴嚴實實的。打開一看，裏麵隻有皇帝賜給他的蟒衣和劍器。於謙有功被殺，天下百姓都為其鳴冤。都督同知陳逵為於謙收屍，第二年送回杭州安葬。一代名臣，竟落得這個下場。數百年來，於謙的精神仍長留人間，他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現今讀來仍令人熱血沸騰，激奮不已。
人們往往認為英宗本來不想殺於謙，隻是在徐有貞的攛掇下不得已而為之，其實這是錯誤的。
英宗心裏怎麼會不恨於謙呢？北京保衛戰後，也先多次想與明朝議和，送英宗回國，於謙都堅決反對，他用一句名言很簡潔地概括了自己的意思：“社稷為重，君為輕。”在於謙眼裏，英宗不具有至高無上的神秘色彩，更多的是為國家服務的政治工具，相當於一個符號。現在已經有了替代工具，而且這個替代工具做得比英宗還要好，就不再需要英宗這個工具了。在是否接納英宗歸來這點上，於謙和景帝的想法是有點像的，都不希望英宗回來擾亂已經恢複平靜的政局。不僅如此，景帝和於謙還下令各邊鎮守將不得遵奉太上皇的命令，不得與也先議和。這讓英宗欲投無門，欲哭無淚，於謙確實是做得夠絕。若不是楊善以三寸不爛之舌打動也先，說不定直到奪門之變時，英宗還在塞外喝羊奶，吃牛肉呢。英宗如何能不恨於謙？於謙確實是個忠臣，而且是個清官。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樣的官員了（他們尤其看重後麵一點，至於有沒有能力往往尚在其次）。於謙有社稷再造之功，在人品上清正廉明，剛嚴不阿。
他的死不僅是因為與徐有貞、石亨和英宗的恩怨，也是死於朝中大多數官員之手。
中庸之道原本是自然和社會規律的體現，但是國人偏偏將它加以改造，使它變得庸俗不堪。
什麼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萬事莫出頭，出頭必倒黴”，“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等等一大堆。時間長了，每個人都喜歡做事隨大流，萬事求穩當，甘於平庸，樂於沉默。不僅如此，對那些敢於打破現狀、銳意進取的人往往謠言誹謗，惡語中傷，非要置於死地而後快。於謙之死，更是死於他人的嫉妒。這些人不僅嫉妒於謙的才與功，也嫉妒於謙的廉與德。這種嫉妒，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北京保衛戰剛剛結束，就有人上書詆毀他，五花八門，“諸禦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眾議用之，得以盡所設施。”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就在奏章中說：“德勝門之戰，或有勝負，各有死傷。結果石亨就進封為侯爵，於謙就從二品遷升為一品。天下人沒看見他們的功勞，卻隻看見他們受到賞賜，這實在是寒了天下人的心。”他建議，剝奪於謙等人的賞賜，等以後真正立功的時候再賞賜不遲。對於這種彈劾，沒什麼可說的，除了嫉妒不會再有別的原因。
銳意進取從來就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性格，君子固窮、安分守己才是他們的人生信條，其間偶有革新振奮大誌之人，因為行高於人，眾必毀之，必然遭至大多數人的嫉妒和仇恨，這些立有雄心壯誌的人往往獨木難支，最後身敗名裂，下場淒慘。
我們同時還要了解這樣一點：剛則易折。要想做大事，光有誌氣和能力是不夠的，還需要通曉人情世故，了解人生百態，政治手腕圓滑純熟，剛柔相濟，善於因勢利導，巧妙周旋於各色人等之間，盡力消解這些人的固有敵意，與這些人結成良好關係，最好盡可能地將這些人的力量為己所用，而後大業方可成，功成而名亦遂。
於謙就是那類有誌向、有才幹、有能力、有氣魄，惟獨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性格的缺陷導致了他人生的悲劇，遭人嫉妒的結局難道不是於謙自己有意無意間造成的嗎？北京保衛戰後，景帝論功行賞，偏偏於謙來了句：“京城遭困，這是我們這些做臣子的恥辱啊，怎麼敢邀功請賞呢！”這話說得何其高尚。以於謙的品格來講，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說的是假話，或者隻是謙遜之詞。但是於謙忘了，這樣的話用於自己可以，用於那些淡泊名利的人也可以，用於所有人則是絕對的錯誤。那些十年寒窗熬出來的人，那些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人，那些在官場百般鑽營的人，他們的道德水平可沒有於謙這麼高，他們出來做事，帶兵打仗，是為了榮華富貴，是為了封妻蔭子，而不是為了天下人灑熱血，獻青春，為他人做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