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若潘安，官運亨通的顧維鈞
民國時期國內政局幾度滄桑。人事代謝，而顧維鈞這位職業外交家卻始終站得穩，兜得轉，堪稱官場“不倒翁”。這其中的緣由不是三言五語所能盡述。不過據說跟他生就一副漂亮的麵孔不無關係。
談到他的漂亮，那是名不虛傳。到了他已近花甲之年，還是生得麵如傅粉，嬌嫩有似孩兒麵。時人有這樣的洋價：梅蘭芳號稱美男，但隻是“妖形的美”；而顧維鈞卻獨具柔和的男性美。加上他能言巧浯，自然討人喜歡。因此，一生在婚姻場合中，總是交桃花運，無往而不勝。又靠了桃花運，踏上政治舞台，贏得了飛黃騰達的官運。他的得意，與他一生三次婚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順維鈞的父親叫顧晴川，於光緒末年，由家鄉江蘇嘉定來到上海，做了上海道尹袁觀瀾的師爺。顧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為生活計，隻得到上海來做小吏。
那年顧維鈞隻有12歲，長得眉清目秀，跟了父親來上海讀書。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學。
當時同在袁觀瀾幕府的，還有一人，叫張衡山。此人的文字修養不及顧晴川，但他有一種罕見的本領，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門中的大小官員，不少人他都看過，據說十分靈驗。那時袁觀瀾之子袁履登和顧維鈞同在育才讀書，兩人很要好，課後常一起在衙門裏玩。張衡山說，這兩個孩子都非等閑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將來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衡山就常常買些點心給他們吃，但內心真正喜愛的隻有顧維鈞，對於袁道尹的兒子，不過敷衍而已。
張衡山膝下有一嬌女，與顧維鈞年齡相當，張很想得東床快婿，就托人做媒。從當時二家的景況看，張較顧好得多，況且張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覺得這門親事有點高攀了，豈有不樂意之理？維鈞那時年齡還小，自然沒什麼意見，就由雙方家長訂了婚。
維鈞在育才畢業後無力升學。晴川打算讓兒子學習商業，並且已經向一家錢莊講妥了。張衡山知道此事後。大加反對。他認定維鈞必可造就，乃資助維鈞上海聖約翰大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耗資甚巨，張衡山仍不惜工本。維鈞在聖約翰畢業後，張又賣掉一部分祖產，供給他赴美留學。顧為人聰明，在校成績名列前茅。回國時適逢民國初建，留美生在國內甚為吃香。維鈞一到上海即去拜見嶽丈大人，衡山大喜，設宴招待。
席間，維鈞竟向衡山提出要見見未婚妻。那時風氣初開，大家閨秀不能拋頭露麵。雖然父親已經應允，女兒卻羞答答地躲在房內，死也不肯出來。顧維鈞大為失望，他覺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將來不能在交際場中顯身手，配不上他這位留美博士，頓時興趣索然。悶悶地喝了兩杯酒，就告辭了。據說，顧所以亟亟一見未婚妻的原因，是因為他聽說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對三寸金蓮，有點不時髦了。
顧維鈞回國不久，就由他的嶽父張衡山介紹，北上去見唐紹儀。
唐紹儀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留美博士的資格，在唐手下當了一個外交部三等秘書。他少年翩翩，公餘出入於達官貴人的娛樂場所北京飯店舞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邂逅了唐紹儀的女公子玫瑰小姐。玫瑰小姐沒有出過洋，對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時非留學生不交。顧維鈞的美貌，更打動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後，二人形影不離。有了這層關係，顧維鈞開始步步高升，簡直像乘直升飛機一樣。每提出一項要求，唐小姐就死纏著唐紹儀，不怕她老子不答應。顧在北京二年，官已至外交部情報司長了。
遠在上海的張衡山高興得很，以為得此乘龍快婿，證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於是函電顧維鈞回上海舉行婚禮。顧置之不複，後來張衡山終於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臉都氣黃了，並寫了一封信給唐紹儀痛責顧維鈞，請唐將頤送回上海。唐紹儀閱信後，勃然大怒，當即把顧叫來訓斥了一頓，令他立即返滬。顧雖然不願離開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責備和親友的勸導，隻得收拾行李，預備南下。
事情馬上被玫瑰小姐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到父親麵前道：“孩兒若不能和維鈞結合，一定削發為尼！”一定要父親出麵幹預此事。其時，唐紹儀已晉升為國務總理，終覺得不該憑著自己的權勢，去強奪人家的女婿，沒有答應。唐小姐仍不罷休，為了示威與恐嚇，跑到了北京郊外的自雲庵，並叫人通知她父親說：已擇期落發，唐紹儀仍未理睬。女公子見此計又不成，再生一計，她又回到城裏。使人通知她父親，說再不答應她的要求，她隻好到八大胡同（舊時北京娼妓集中區）去做生意，並且掛上現任國府總理攻瑰小姐的金字招牌。這一記悶棍，果然把唐紹儀打昏了。他立刻請回了自己的女兒。宣布“無條件投降”。
以總理的權勢，幹預這樣一件區區小事，何須費力？他打了一個電報，給淞滬護軍使（警備總司令）何豐林，叫他負責辦理頤維鈞退婚一事。何豐林原是一個老粗，奉到國務總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於是親自帶了百名士兵，跑進張公館，找出了張衡山，逼他立刻寫退婚書。衡山向來不畏強暴，憤然地對何豐林說：“顧維鈞不是東西，我當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帶了大兵包圍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豐林拍桌子大聲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麼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拚命！”此時，衡山的小姐，顧維鈞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來，跑出來對父親說：“爸爸退了婚，我們認錯了吧。”何豐林興高采烈地把退婚書拿走了。衡山長歎一聲：我隻會看相，不會看心。不久便抑鬱而死。張小姐萬念俱灰，長齋念佛，在陸家觀音堂落了發。1933年，顧維鈞再度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在上海知悉張小姐生活清苦，特地寫了一封懺悔信，附送一筆5萬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陸家觀音堂。張小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還，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動凡心的地步。此是後話。
張小姐落了發，唐小姐自然可以不當尼姑了。在何豐林把退婚書專人送到北京後，不到一個月，顧、唐二人便在北京飯店舉行規模宏大的婚禮。郎貌女勢羨煞了多少青年男女！從此，顧維鈞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穩了一層。不久便被派往倫敦，充任中國駐英公使去了。
顧維鈞帶著他的這位新婚夫人，在倫敦交際場中，出足了風頭。可惜好景不長，這位玫瑰女士也許是因為交際過多，精力耗盡，不多久便香消玉殞了。
顧維鈞在倫敦本是風流人物，悼亡不久，又和倫敦華僑糖商黃某的女兒戀愛上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黃某為英倫華僑第一巨富，死時積財500萬鎊。他隻有一個女兒，長得並不漂亮，可是華美的衣著、貴重的首飾，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動心。她嫁過人，前夫是英國的一位爵士，結婚不久便死了。高貴的門第，關不住春色，她仍舊出入於豪華的交際場所。早在唐小姐未死之前，她對顧維鈞已是種下了相思，據說日夜祈禱著唐小姐早日夭亡。乃知天從人願，她便狂熱地追起顧維鈞來。那時顧還年輕，雖羨慕她的豪富，但不滿於她的容貌，那黃小姐卻不耐再等，生怕顧維鈞為旁人奪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練而坦白地對顧說：“我的金錢力量，可以保證你事業的成功，我們來開始合作吧。”
顧維鈞對這個女人，總覺得中吃不中看，仍舊有點猶豫，當時雖未拒絕，亦未慨然應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倫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為他卦占這門婚姻的後果。卦占結果，認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顧意始決，二人在倫敦結婚，時人稱為“一鎊緣”。
顧維鈞付出一鎊算命錢，卻收進了500萬鎊隨嫁錢。依賴金錢的力量，回國之後，很快地升任外交總長。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顧則各方麵都有拉扯。一時失敗者，顧予以接濟，來個“燒冷灶”，如失敗者重新上台，顧當然可以更紅起來了。不數年顧要組閣，事前有人問章士釗說：“顧少川（顧維鈞字）要組閣，你看可能成為事實嗎？”章士釗很痛快地答：“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僅一個國務總理！”未幾，顧少川果然組閣，金錢萬能，章士釗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後，顧維鈞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他逃到國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從此過隱居生活了。但他官癮未過足，就叫他夫人回國活動。起初，宋子文夫婦不睬她。據說，後來顧夫人乃以重禮敲門，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獲得宋氏夫婦的歡心。不久，顧維鈞回國，部長、大使又不落空了，又一次成為中國政界的紅人。
民國第一任總理的血案
1938年9月30日上午9時許，日本侵略者包圍下的孤島——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今上海武康路）18號住宅——風雲一時的顯赫人物唐紹儀公館，一輛小汽車駛到了戒備森嚴的唐公館門前。從車上走下四個年齡不同、裝束各異的男客，他們直接向唐公館的大門走去。司機立即將汽車調好頭，車頭向外，並不熄火，一直讓馬達在空檔上轉……
這些人進去隻有十多分鍾，公館的主人——清末大臣、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國民黨元老，78歲的唐紹儀卻倒在血泊之中。對其死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般人都難以了解這一樁觸目驚心血案的真相。
唐紹儀，廣東香山唐家灣（今屬珠海市）人，字少川，生於1860年。其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葉出口商，族叔唐廷樞曾任上海輪船招商局與開平礦務局總辦，近代著名的企業家。因此，唐紹儀早就有向上爬的便利經濟條件。他自幼就到上海學習外語與洋務知識。1874年他14歲時，由清政府選送美國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1881年回國後，先到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讀書。他25歲開始官運亨通，一帆風順地崛起於下僚，再升為大員，成為封建官場中左右逢源的能員幹吏。他沉浮於宦海50多年，曾涉身於重大政治風暴與漩渦之中，加上海內外交遊廣泛，人際關係複雜，也成為中國政壇的風雲人物。1899年，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時，曾招唐紹儀人幕府。1900年後，唐紹儀曆任清政府天津海關道、外務部侍郎、署郵傳部尚書、鐵路總公司督辦、奉天（今遼寧）巡撫、赴美專使。比較係統地接受過西方教育和思想的唐紹儀，在弱國無外交的困境中堅持民族立場和靈活的外交手腕，從事過許多重大外交活動，以善辦洋務而蜚聲海內外。袁世凱對他十分賞識，褒揚倍至，視為心腹。武昌起義後，唐紹儀充當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參與南北議和。1912年3月，袁世凱竊得臨時大總統後，唐又被任命為第一任內閣總理。為取得各界支持，經孫中山同意，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同年6月，因不滿袁的專橫獨斷，憤而辭職。後在上海從事工商活動。實際上他沒有脫離政壇，同軍政界的來往仍相當頻繁。他反對袁世凱稱帝獨裁，基本上支持孫中山護國討袁、護法討桂的鬥爭。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唐紹儀任財政部長。次年被推為軍政府七總裁之一。1919年他曾任南方軍政府首席代表，與以朱啟鈐為首席代表的北洋政府代表團在上海議和。1922年黎元洪複任總統時，曾提名唐為國務總理，因直係軍閥反對未成。1927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建立，唐紹儀對它持觀望態度。蔣介石聘他為高級顧問，也沒有就職。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在北平組織政府，唐紹儀被推為國府委員。1931年又參加汪精衛、孫科在廣州成立的反蔣政府，任常委。“九·一八”事變後，寧粵合作，唐曆任國民黨中央監查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以及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中山模範縣縣長。1934年陳濟棠在中山縣策動倒唐事件，唐紹儀再一次成為下野政客。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前，中日關係緊張，蔣介石以唐紹儀與美國前總統胡佛等政界要人有舊，又念他在瓦解西南政委會陳濟棠反蔣集團時出過一臂之力，曾想派他為駐美大使，欲借美國的力量，調解中日事件。但唐向蔣介石提出，要美國助華，就要先收買美國輿論，為此要撥數百萬美金作為交際費，讓他去聯絡美國參、眾兩院有勢力的議員。蔣介石感到唐所索過多，收效又未必如意，就沒有答應。轉而想借他複雜關係，請唐紹儀直接與日方謀和。唐紹儀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讓其婿與日本當局有關人士接頭。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後，唐卻沒有隨國民黨政府西撤，而是繼續滯留於上海法租界。
關於唐紹儀遇刺原因人們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第一種說法是：因為唐紹儀與日方之間的特殊關係而導致國民黨當局下令軍統特務暗殺唐紹儀。其中又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認為按漢奸罪名殺唐紹儀合乎情理；二是認為按漢奸罪名殺唐紹儀則屬冤枉。
1937年，日寇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英勇頑強的中國軍民以自己的血肉築成堅固長城，粉碎了日寇企圖在6個月內征服中國的狂妄計劃，並把他們拖進了長期消耗的持久戰困境之中。而他們在各地拚湊製造的各種漢奸傀儡政權，或者是由於其頭子名望不高，或者是由於其成員名聲太臭，對中國人民已沒有什麼號召力和吸引力，不能達到他們所需要的對抗國民黨中央政府，欺騙中國人民以維持其統治秩序的反動目的。日寇為了擺脫這一困境，進一步在中國推行“以華製華”的方針，在1938年7月12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議決，立即著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並在1938年7月26日決定設立一個“對華特別委員會”，作為“專門負責有關重大對華謀略及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執行機關”。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有陸軍派出的土肥原賢二中將，海軍派出的津田靜枝中將，外務省派出的陸軍退伍將官阪西利八郎中將。經三名中將協商，由在中國從事過20多年特務活動的土肥原為總負責人。因此，該委員會又被稱為“土肥原機關”或“竹機關”。
土肥原是一個陰謀家、大間諜、侵略狂與劊子手，1912年11月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參謀本部部副，被派駐北京日本駐華公使館。從此開始了他的侵華特務生涯。他曾結識了中國朝野各方麵的人物，並與袁世凱、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曹錕、張作霖等各屆政府打過交道。他通曉中國南北各方麵的情況，在日本軍政界博得了“中國通”的稱號。1932年，是他導演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逃往長春，建立偽滿洲國的政治醜劇。他曾製造了一係列侵華的血腥事件，並曾親自指揮侵略軍作戰。中國人民對他恨之人骨，稱之為“土匪源”。
土肥原積極開展對中國上層人物的政治誘降和籌建全國性漢奸的工作。他首先物色漢奸中央政府頭麵人物的人選，企圖找到幾個既有聲望又有一定勢力，且是從政能手的人物充當未來漢奸中央政府的首腦。清末民初曆任顯職的唐紹儀年高望重，更是日方獵取的重點對象。
拉攏勸降唐紹儀的活動早就開始了。1938年1月，日方派一個叫拙井的專使去找唐紹儀商量，希望能借重他過去的聲望來維持日占區的秩序。唐紹儀推說自己年老，無意再搞政治，一直未答應。到了3月份，南京以粱鴻誌為首的傀儡政府被扶植起來後，日方仍未放棄對唐的勸降。1938年7月，土肥原在上海虹口東體育會路7號的一幢西式洋房裏設立辦事處，命名為“重光堂”，通過各種途徑與唐係人物聯係。土肥原還製定了由唐紹儀、吳佩孚出山分掌南北的漢奸中央政府的計劃。尤其對唐紹儀更有拉攏爭取的具體步驟，即：“經唐紹儀關係，拉攏戴季陶、居正、吳稚暉、何應欽、張群、吳鼎昌、劉湘、龍雲及桂係巨頭，使唐紹儀組織全國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並由日本外務省顧問船津、駐華大使穀正之、侵華日軍機關長楠本、華中派遣軍特務機關長臼井等人，在老牌特務土肥原的領導下，與漢奸陳中孚、任援道及溫宗堯等頻繁接觸，會商唐紹儀出山當傀儡政府首腦問題。土肥原還親自南下上海，登門秘密訪問唐紹儀，意在合並南北兩政府，由唐主之。甚至在唐被刺的前幾天，土肥原又第二次找唐紹儀秘密會談。唐紹儀的女婿岑德廣（清末重臣岑春萱第三子）代表唐紹儀對外活動，與日方會談具體問題。
唐係人物在上海與日方的秘密來往與談判，很快就被國民黨軍統局上海特區探知到了。
原來，國民黨政府從上海西撤重慶時，軍統局特務頭子戴笠布置了幾千名特務潛伏在上海各地，都由上海特區管轄。特區區長兼忠義救國軍司令周偉龍是軍統著名的“四大金剛”之一。副區長兼行動總隊長趙理君是在上海灘活動多年的老特務與暗殺能手。上海淪陷後，戴笠指示他們對不願西撤而留居於上海的軍政名人進行嚴密監視，以防他們與日方勾結，組織漢奸中央政府。由於唐紹儀的地位與影響，自然更成為軍統特務們監視的重點目標。軍統上海特區除派人化裝對唐紹儀在上海的住宅及其起居活動進行日夜監視外，又派其情報員謝誌磐到唐宅內偵察。
謝誌磐，廣東中山縣人，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即藍衣社幹部分子。他在30年代初，曾參加過上海的托派組織。當過陳獨秀的秘書，在1932年出賣陳獨秀後轉入軍統任情報員。他與唐紹儀屬同鄉，因此結交成為朋友（有的人說謝、唐兩家有些親戚關係），所以他得以有機會常到唐家走動，唐公館裏的人員稱之為“謝大少爺”。謝誌磐還是軍統老牌特務謝力公之兄。1938年8月，有人特意囑咐唐紹儀小心為宜，唐紹儀則認為謝家兄弟倆感情極不和睦，並且主張各不相同，所以就未加防範，而是十分信任地讓他自由進出唐公館。
1938年春，謝誌磐從唐紹儀家人口中得知了日本專使拙井拜訪過唐紹儀的事情，並了解到日方想邀唐出山，雙方進行了秘密會談。謝誌磐立即將此情報報告上海特區區長周偉龍，周偉龍又轉報戴笠。重慶當局對此事高度重視，指示上海特區加強偵察。於是謝誌磐去唐公館秘密偵察的活動更為頻繁。他源源不斷地將唐係人物與日方秘密會談的情報加油添醋地向上級報告。戴笠為首的軍統局根據這些情報，再加上其他來源的消息，便於1938年8月間向蔣介石請示得到同意後，下令上海特區布置暗殺唐紹儀的行動。
上海特區的特務從偵察中獲悉：唐紹儀在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的住宅是一幢造型別致的花園洋房。大門是鐵柵門，經常關著。法租界特派來幾個安南巡捕任門衛，對進入唐家的生人要搜查。唐紹儀還雇有幾名身高體壯的白俄保鏢，日夜在庭院內警衛。住宅裏，隻有唐紹儀與一個女兒同住。女兒常自居一室，很少出廳；唐紹儀也獨居樓上一室，深居簡出。另外有幾個傭仆與丫環伺候他們。根據這些情況，軍統上海特區擬定了兩個暗殺方案：最初他們準備讓謝誌磐去串通好唐紹儀的汽車司機，乘唐紹儀外出時在馬路上狙擊他。但又考慮到當時馬路上難民太多，狙擊後暗殺者很難逃脫，這個方案不便實行。第二個方案是想通過謝誌磐做內線，派人帶槍進入唐宅行刺。可是，也考慮到唐宅警衛眾多，對進去的生人又要搜查，軍統特工人員一有動作就會被發現，附近的法租界巡捕也會迅速趕來。這樣不僅暗殺成功率不高，而且暗殺之事張揚出去。對重慶方麵會產生不良影響。
正當他們無計可施之時，卻找到了利用唐紹儀酷愛古玩的特點，以古董商人的身份進入唐紹議公館，乘機用利斧砍劈唐紹儀這樣一個既安全又可靠的暗殺計劃。
於是他們先派遣謝誌磬與另一個特務王興國赴唐公館，告訴唐紹儀說有一個古董商人帶有許多珍貴古玩來上海，由於急需一大筆錢而願意廉價出售。唐紹儀聞之大喜，便迫不及待地要古董商人早日將古玩送到唐公館來，讓他鑒定、收購。當時雙方就約定在1938年9月30日，由古董商人送貨上門。
與此同時，趙理君在上海各地精心收購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罕見的古玩花瓶，放在一隻精致的楠木盒內，特別引人注目。還有一盒“翠玉八駿”也很珍貴。
約定的那天上午9點，趙理君親自出馬，特意打扮成古董商人模樣，攜帶八件文物，乘著一輛借來的汽車向唐公館駛去。準備殺唐紹儀用的鋒利小鋼斧就藏在花瓶盒的夾層中。他帶著謝誌磐與王興國做向導，還帶一位專門搞暗殺綁架行動的李阿大做實施暗殺者。李阿大已隨趙理君幹殺人勾當多年，當年暗殺楊杏佛、史量才就是他實施的，這次暗殺唐紹儀可算駕輕就熟，胸有成竹。汽車司機也是軍統特務充任，並做好了迅速逃離現場的準備。
謝誌磐首先上前以熟客身份與門衛和保鏢打招呼，他指著趙理君說道：“他是古董商，應唐總理的邀請送文物來的。”他又指著王興國和李阿大說道：“他們是隨從”。門衛與保鏢早就得到唐公館的通知，曉得今天有人來送文物，又見是老熟人謝大少爺帶來的，所以沒有搜查他們，而是讓一名唐紹儀的仆人帶著走進了樓下的會客室裏。
唐公館仆人立即上樓去向唐紹儀報告說：“老爺，謝大少爺帶人送古物來了，在樓下客廳等著呢。”唐紹儀一聽，便馬上更衣準備下樓接客。
唐公館仆人一離開，趙理君見四下無人，就按預定計劃，迅速地將客廳裏所有的火柴都藏到他自己的袋裏。李阿大則將小鋼斧從盒中取出來藏在身上。
不一會，唐紹儀與其仆人從樓上走下來。隻見唐紹儀80歲左右的年紀，須眉皆自，雙目有神，身穿禮服，頗有外交家的風度。唐紹儀招呼仆人給客人敬煙倒茶。仆人在客廳裏哪裏能找到火柴！唐紹儀隻好吩咐仆人進去拿火柴來。唐宅的洋房很大，火柴等雜物放在後麵廚房附近的儲藏室裏，相距客廳較遠。
仆人離開後，趙理君便請唐紹儀鑒賞古瓷花瓶。年邁的唐紹儀帶著老花眼睛，低下頭去細看花瓶。他驚歎不已，愛不釋手。在唐紹儀鑒賞花瓶之際，站在他身後的李阿大悄悄抽出利斧，對準其腦部迅速用力地劈下去。大禍臨頭的唐紹儀來不及叫喊一聲就栽倒在地上，鮮血和腦漿流了一地。
趙理君見狀，憑經驗知道唐紹儀無救了，便指揮李阿大等三人出門上車，他自己走在最後，到客廳門口時，還一麵抓住門上的把手，一麵從容不迫地說道：“唐總理，請留步。你再仔細看看，要是滿意，我再送幾件。”似乎他在與裏麵的唐紹儀打招呼告別。他的這一裝模作樣舉動果然迷惑了守衛在庭院中的幾個保鏢與門衛，不僅沒有阻攔他們上車，反而與他們友好地打招呼告別。趙理君等人一上車，便立即開出鐵柵門，向馬路上飛駛而去。就在這時，拿火柴的仆人回到客廳來了，見客人已經離開了，而主人唐紹儀卻倒在血泊之中，隻有腿還在抽搐。他驚嚇得大喊起來：“抓強盜！”保鏢與門衛聽到叫喊聲，如夢初醒，才知大事不妙，急忙拔出手槍朝已經開出的汽車打了幾槍，可車一轉彎就不見了。他們隻看清汽車的號碼為6312.人們急忙將唐紹儀送往附近的廣慈醫院，但因傷勢嚴重，流血過多已無救了。
法租界巡捕房接到報告後，立即趕到現場查勘。他們在現場發現了一個裝古董的精致的楠木盒，盒蓋上刻著四個大字，下款是“莫厘席氏珍藏”。經調查，這古玩木盒原是律師席裕昌家的祖傳之物，因家中貧窮·他隻好將祖傳之物賣給了一位不知名的“古董商”。他們出動幾輛裝甲車去搜捕6312號汽車。結果在法租界麥琪路與姚主教路口找到了這輛車，司車內已空無一人。他們又去法租界拉都路275號謝宅抓捕凶手，可已是人去樓空。幾名凶手早已輾轉逃往重慶。趙理君被任命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科上校科長，王興國被派往重慶朝天門水上檢查所任中校所長，謝誌磐卻因神經過度緊張而失常，後來喪生於特務內訌之中。
事後，法租界巡捕房懸賞緝捕凶手：凡能揭發、檢舉、抓住刺客者，各給賞金三千元。可仍然無法破案，刺唐血案便成為民國史上震驚全國的一樁著名懸案。
持第一種意見的人，也有不一致的看法：其中有人認為唐紹儀晚節不終，正式當漢奸隻是時間問題，甚至認為他已經當了漢奸。若真是這樣，按漢奸罪名殺唐就合乎情理而不屬冤案了。他們說唐紹儀對日本的軍事力量及其在中國的“戰績”推崇備至。他有政治野心，試圖憑借日本力量將他送上國家元首的寶座，取蔣而代之。再加上他多年養成起居豪奢，生活闊綽的習慣，開支浩繁，單單他每月的雪茄煙花費就大得非常驚人。他的經濟來源逐漸枯竭，積蓄越來越少，急於另尋出路。這些原因都使他與日寇勾結。日本政府對唐紹儀這位中國政壇耆宿所表現出來的越來越濃厚的親日傾向十分高興與重視。當土肥原這個老牌特務親自登門秘密訪問時，唐紹儀早就待價而沽，這時更加躍躍欲試，準備粉墨登場。但因年事已高，又要注意身份，因此他自己就不出麵，而由其女婿代表他對外與日寇談判。他特意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華案合群保險公司大廈裏開了一間辦公室，在裏麵與日方會談，草擬種種關於建立未來漢奸政府的計劃草案。日方提出“新中央政府於十月底成立”；而唐方提出“以唐紹儀為中心”，組織中央政府，保證“中日必須永久親善”，並擬定未來中央政府的名稱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首都設於南京，國旗用青天白日旗。此外，還對其漢奸政府的國防軍事力量、幹部人才的安排、財政金融稅收、反蔣反共計劃等，甚至連唐紹儀在正式登台前發表的《和平救國宣言》的提綱，都作了很詳細的規劃與說明。總之，他們認為唐紹儀晚節不終，已與日寇勾結，充當漢奸，準備出任傀儡政府首腦，維持日本侵略者對占領區的統治，這是軍統誅殺唐紹儀的原因。
而另有些人則認為唐紹儀晚節未失，不是漢奸。因為：第一，雖然有他與日本人來往的事實，又與漢奸溫宗堯私交甚密，但他本人自始至終拒絕日本方麵的拉攏勸降，沒有達成公開協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還曾發表過支持抗戰的言論。隻是他的女婿等唐係人物利祿薰心，背著唐紹儀與日寇勾結，私允日方所提條件。第二，所謂漢奸之說，隻是傳聞之辭，並無任何政治勢力加以文字論定。軍統特務盡管以鋤奸為名殺唐紹儀，但連他們自己也拿不出鐵的證據，反而在刺殺唐紹儀的第二天還報告說：“唐氏自日本欲利用其組織偽統一政府以來，均其先後拒絕。唯日本始終未予放棄。故我等正好利用日本此種心理，借唐以作緩衝。因此日本所企圖之統一政府，數月以來，不能成立者，即此故也。”並建議“院座於唐逝世後，如能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懷柔反側安慰唐氏家屬之至意”。國民黨政府沒有說唐紹儀是漢奸，反而在其死後，國民政府頒發《國府委員唐紹儀褒揚令》：謂其“近年養病滬濱，於國事多所獻讚，方冀力疾西上，同濟時艱，不幸猝遭慘變，遽失老成，眷懷勳舊，震悼良深……”。
國民政府還拔給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其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蔣介石以他個人名義給唐紹儀的家屬發出一份唁電，聲稱對唐之死“痛悼何極，頓失瞻依。”孔祥熙等軍政要人也均致電唐氏家屬，以示吊唁；共產黨人也未說唐紹儀是漢奸；日方報告“土肥原工作”的電報也說：“土肥原在華北遊說吳佩孚失敗後，乃攜劉永謙南來遊說唐紹儀，由高淩蔚介紹，結果亦無成就。”
既然唐紹儀沒有正式投敵當漢奸，為什麼軍統特務要置他於死地呢？這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麵的原因。從客觀上看，唐紹儀遇刺是時局發展變化的結果。因為日寇不斷加緊勸唐出山，唐係人物又打著唐紹儀的旗號八方活動，炮製親日擁唐倒蔣的方案。而社會上相傳唐紹儀同意一俟中方軍事上達到相當的敗績程度，即進行中日議和。當時地處華中的武漢重鎮正是搖搖欲墜，中華國土已有一半淪為日占區了。因此，軍統特務寧信其有而勿信其無，害怕唐紹儀真的充當偽統一政府的首腦，那誰也擔當不起這一責任。在軍事重鎮武漢即將失守的驚恐和慌亂中，軍統特務為了“以防萬一”而請示上級殺害唐紹儀。蔣介石則認為他與唐紹儀之間有過瓜葛，如果極為有影響的唐紹儀公開投敵當漢奸，出任偽政府首腦，那既會使蔣介石處於尷尬地位，又有損於他的切身利益。於是蔣介石終於下令殺唐紹儀。
從主觀上看。則與唐紹儀自身有關。首先，他沒有製止唐係人物打著他的旗號進行漢奸活動。其次，他徘徊於已淪為日偽包圍之中的孤島上海，動機令人懷疑。唐紹儀是近現代中國很有政治地位與社會影響的人物。他的政治動向必然要引起中日雙方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密切關注。1938年初國民黨政府西遷重慶後，蔣介石曾托人捎口信給唐紹儀並親筆致函，要他盡快離開上海赴重慶，免為日寇利用。孔祥熙也曾通電唐紹儀的親屬故舊遊說籠絡，不僅許以官位，還饋贈財貨，勸唐紹儀離滬去港，唐紹儀都找借口拒絕了。1938年3月中旬，社會上盛傳唐紹儀將落水當漢奸時，廣州“抗戰後援會”曾發電報給唐紹儀，要他脫離上海惡勢力的包圍，而後南下。接著廣州各界人士和社團，又在民眾教育館二樓召開大會，即席決定由廣州市各社團聯銜電催唐紹儀南返，並彙去旅費二萬元。唐紹儀也沒有接受。第三，麵對時人的非難，要求他“發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漢奸謠言”，他卻自稱一生“對於外間任何謠傳，從不聲辯，而以事實為之表現”。他暖昧不明的態度，使國人動搖了對他的信任。正是主客觀的原因使唐紹儀死於非命。既然唐紹儀沒有出任偽職的真憑實據和自絕於祖國的漢奸事實，那就不能以未實現的行為定罪。這是軍統特務將未正式投敵的唐紹儀按漢奸罪名而加以錯殺的。
關於唐紹儀死因的第二種說法是他曾勸蔣介石退位，為蔣所誤會，以至於被除。這種說法不能完全解釋其中的疑團。因為唐紹儀是個極有影響的顯赫人物，親朋好友遍布海內外，國民黨元老也不會同意蔣介石純為個人私心而殺唐紹儀。雖然唐紹儀反對專製獨裁，曾參加過反蔣活動而觸怒了蔣介石，但如果沒有其他重要原因，蔣介石是不會不顧社會影響而置唐紹儀於死地。在蔣介石看來，本來對唐紹儀曾勸他退位而懷恨在心，現在唐紹儀與日本人聯係，更有損於他的切身利益。正是蔣介石抓住了唐紹儀與日方暖昧關係的把柄，才大膽地下令殺害唐紹儀。這樣既可以排除異已，又可殺雞儆猴，還可以開脫殺人之責，收一石多鳥之效。
關於唐紹儀死因的第三種說法是：土肥原看到遊說唐紹儀出山的工作已完全失敗，便以毒手置唐於死地。但是，經過仔細地科學分析，這種說法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唐紹儀是有豐富政治閱曆的人物，對於政治代價了如指掌，麵對日方的極力拉攏，他要對各方麵形勢加以分析和估量，不會輕易就範當漢奸，而是以“年事已高”等借口委婉地拒絕了日寇的要求。他不僅沒有義正辭嚴地公開反對日本的拉攏，反而有一定的舉棋不定、猶豫觀望的嫌疑，以及親日傾向。因此，他的言行不可能達到刺激日方要置他於死地的程度。
那麼為什麼會有當時社會上流傳唐紹儀被日本人所殺的說法呢？這是國民黨一手製造的謠言。它更進一步證實國民黨情報機關對刺唐內幕很清楚。
原來，日本方麵和國民黨方麵都對刺唐事件非常重視，雙方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利用各自在上海控製的輿論工具進行活動。在唐紹儀被刺的當天晚上，軍統特務就用電話囑令新聞報、譯報、導報、華美晨報等。在發表刺唐消息時，將殺唐責任諉於日方所為，以免刺激在野之動搖分子。上述報紙都遵照辦理。隻有文彙、大美等報因與日偽暗中有聯係，所以在記載刺唐新聞時，語句間有猜測是中方殺唐之意。日方眼看以為會成功地拉攏唐紹儀工作毀於一旦，雖然十分惱怒，卻又不便過分張揚。而國民黨政府既沒有拿到唐紹儀通敵賣國的真憑實據，又不便將唐日雙方會談的真相徹底揭開，為了遮人耳目而自圓其說，就故意散布謠言，稱唐是因不肯接受日方邀請出山當漢奸遭日寇忌恨而被殺。而且還假裝對唐氏之死深表哀悼，對其遺族撫慰有加。這樣一來，再加上在當時恐怖的歲月裏，槍彈橫飛、刀斧並用，各種各樣的暗殺與綁架層出不窮，更加使唐紹儀遇刺原因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黨內“靈魂”的消亡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許，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一陣亂槍，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應聲倒在了血泊之中。這是一樁國民黨右派暗殺左派領袖、借以破壞國共合作、破壞革命的重大政治事件。
廖仲愷（1877-1925），著名民主革命活動家，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黨內的“靈魂”。廣東惠陽人，生於美國舊金山華僑家庭。廖早年留學日本期間投身反清革命，追隨孫中山左右，加入同盟會並成為其得力幹部。在反清革命、二次革命、反袁起義、護法運動等重大鬥爭中，廖仲愷不遺餘力，奔走其間，成為傑出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活動家。孫中山在世時對廖相倚甚重，給予其極大信賴，凡從事革命之組織、財政等均出其一手策劃，是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廖一生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場，對孫中山“民主主義學說”亦多所闡揚，曾與朱執信等辭有《建設》、《星期評論》等國民黨重要宣傳陣地。1921年孫中山返粵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非常大總統，廖擔任財政部次長、粵省財政廳長等。翌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廖仲愷先後脫險，聚於上海，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山窮水盡”之際，孫中山托廖仲愷與蘇維埃俄國聯絡，赴東京與蘇俄代表會談。在此前後，廖仲愷對列寧領導的蘇俄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中國革命一些基本問題亦了然於胸，從而竭誠支持、擁護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以實現國民革命的主張。1923年春孫中山再次返粵，出任陸海軍大元帥，廖先後任軍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省長，並擔任改組委員負責籌劃改組國民黨。其間，廖仲愷奮力協助孫中山，與反對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進行了不懈的鬥爭，由是被彼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國民黨改組後，由於廖出色的成績，其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亦更顯重要，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又先後兼任工人部長、農民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孫中山大本營秘書長等，其在國民黨以及廣東省，黨、政、軍、財、工農運動等各方麵均有一定權力與影響，也因而更得右派分子的嫉恨。尤其是大革命發動後，廖仲愷作為國民黨左派首領，堅定服膺並實踐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又於孫中山去世後肩負其未競事業，忠實執行其遺言，積極貫徹三大政策，在消滅陳炯明、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軍、統一廣東全省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即所謂不逾半年，“樹起黨軍聲勢，肅清東江群賊，平定楊劉之亂，創立國民政府，領導省港大罷212”，厥功甚偉。在國民革命的洪流中，廖仲愷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通過實際鬥爭的錘煉，思想激進，成為“無產階級的朋友”，他的夫人何香凝後來曾回憶：“當時在廣東或到過廣東的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彭湃、蘇兆征、楊匏安、周恩來、董必武、蔡暢、鄧穎超、林伯渠、吳玉章、聶榮臻、肖楚女、熊雄、熊銳等，仲愷始終和他們真誠合作”，這就更為國民黨右派分子所嫉恨。孫中山在世時，彼輩尚有所忌諱，也在孫中山嚴厲批評麵前有所收斂，1924年“彈劾共產黨案”流產後，他們表麵服從孫中山，背後卻刻毒攻擊廖仲愷，使廖仲愷身心受損，“有一次他難為得幾乎要跑到外國去了”。孫中山去世，右派分子不再憚於孫中山的威嚴，加之大革命的形勢洶湧發展使之痛感威脅及身，而“廖先生當時站在主導地位，也是我們同誌中最努力的一個，所以為反革命派所最忌恨，所最欲殺得而甘心的人。”以反共為其職誌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其欲破壞革命、篡奪革命領導權，勢不得不先殺廖仲愷，於是遂有“廖案”一幕。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愷、何香凝夫婦驅車赴國民黨中央黨部參加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6次會議。途中遇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秋霖，陳上車同行。9時50分，車抵中央黨部門前，廖、陳、何下車，當廖邁步登上樓前石階時，突遭伏於“騎樓”兩側石柱後的暴徒（一說4人，一說67人）的開槍狙擊，廖當即中彈，（一說身中3槍，一說4槍）且皆擊中要害，倒地不起，陳秋霖亦腹部中彈。走在後麵的廖夫人何香凝（國民黨婦女部長）正在與人談話，突然聽見“啪啪！啪啪！”地好像爆竹聲響，回頭已見廖、陳倒地，乃急呼“救命！”“抓人！”時廖已無力回答何的撫問，隻是一聲“唉”地長歎。當時暗刺場麵，有許多“謎麵”：一、誰“得知我們中央常會的時間，又敢派了很多凶手，攜帶新式武器——盒子槍之類，深入中央黨部門崗警戒線之內？”二、何以一向警衛森嚴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何香凝大叫“抓人”時不見一個警衛的影子？結果隻有一名凶犯被廖的衛兵還擊擊傷，其餘凶手皆逃逸而去。三、廖死後驗傷，發現傷口大小不一，有一傷口係小口徑左輪手槍所擊，因而有人還懷疑刺客中還有埋伏在中央黨部大樓裏者（被捕凶手所用手槍係大口徑手槍）。
廖仲愷遇刺，後由何香凝及其隨身衛兵急送東門外醫院，惜途中流血過多，當即逝世。陳秋霖延至23日亦不治而死。
“廖案”驟發，震動全國，身膺重職的廖仲愷犧牲，為親者痛，仇者快。各界群眾紛紛集會請求緝拿、重懲凶手；黃埔學生要求“為廖黨代表報仇”；時與廖共事的周恩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急赴醫院哀悼，隨即又撰定了《勿忘黨仇》一文，揭發敵人殺廖原因為：“自國民黨改組以後，最顯著的革命勢力，便是革命軍的組織和工農群眾之參加國民革命，這兩件偉大事業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績要屬於廖先生，廖先生因此而愈加見忌見恨於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幾次反帝國主義運動，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鋒，當然會招致帝國主義之忌，尤其是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周恩來還尖銳指出：“廖案其後邊藏有極大的黑幕陰謀”，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黨右派分子欲圖剿殺革命而對廖仲愷實施暗殺的陰謀活動。從後來審理“廖案”掌握的證據來看，這一判斷是不容置疑、確鑿有案的，隻是“廖案”尚有昧而不明的許多疑點，主凶和幕後指使人究竟是誰，還有待天網恢恢的曆史老人給予曝光。
“廖案”原來很快被查清，被捕凶犯陳順供認“主謀賄買”人為朱卓文，並從他身上搜出建國粵軍南路第一路司令“梅光培發給的手槍執照”及其他凶手名單等，雖然陳順因傷勢嚴重、未留下詳細供詞便死去，但案情線索明白無誤，很快便查明謀殺嫌疑主犯為孫中山逝世後可以彌補國民黨繼承人權力真空者之一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涉嫌者還有鄧澤如（國民黨中央監委。廖仲愷遇刺，他正在中央黨部樓內，聞槍聲卻沒有下來查看）、林直勉、梅先培、梁鴻楷、魏邦平、張國楨、楊錦龍等右派分子和粵軍反動將領。“廖案”之前，這夥人便麇集在胡漢民家中，策劃打倒廖仲愷的種種卑鄙計劃，胡毅生、朱卓文等還組織“文華堂”、“南堤小憩”等俱樂部反動組織，以聚賭會餐等形式網羅反共的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製造反共反廖輿論，甚至曾計劃了暗殺鮑羅廷、加倫、廖仲愷的陰謀。台灣曆史學家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曾披載了“廖案”後潛逃香港的重大嫌疑人朱卓文數十年後不加掩飾的自供，從中可以看出“廖案”發生的直接背景，朱說：“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包藏禍心，在粵省到處鼓動風潮，煽惑農民暴動，殺害地方士紳，尤以東江海陸豐一帶情形更為殘酷。……大家對此赤炎甚為切齒，酒酣耳熱之際，罵座不已。後來諸人為抽薪止沸計，決議殊其渠魁，可知俄顧問鮑羅廷、加倫與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乃密遣死士伺機以炸彈機槍擊之，務使群凶同歸於盡”。這一陰謀因事泄未果，“然大家恨共之積忿，迄來稍消，而一時對鮑羅廷、加倫將軍諸俄寇又無可奈何，乃轉而埋怨親共之汪、廖諸人，大罵還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於口頭之謾罵，初無若何鋤奸計劃可言也。”待“廖案”發生，朱“知事非尋常。必有大患”，助凶手之一陳瑞（？）離穗它逃，自己也潛往香港，“世人所謂朱某殺廖，如是而已”。
朱卓文曾任中山縣縣長，後被罷免，因是生仇，遂接受香港英政府200萬港幣接濟，圖謀顛覆廣東革命政府，為此計劃先要除去廖仲愷，曾以萬元賄買凶手殺廖。從上麵朱卓文的自供來看，如“廖案”係其主謀，其斷無隱瞞掩飾之理，那麼，當朱桌文等密謀血染鮑公館、事被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所阻之後，“八·二〇”事件究竟誰是主謀恐怕就是另有其人了。
殺廖，當時已是“公開的秘密”，那廖仲愷本人對此也有心理準備。“廖案”前，盛傳有人將行刺廖。那麼，這並非“謠傳”的“謠傳”來源於何處？恐怕亦是一謎。廖仲愷一生磊落，麵對“謠傳”，麵對橫逆，他毫無所懼，表示：“我生平為人作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眾的地方。中國如果不能聯俄聯共，就沒有出路。他們如果安心想來暗殺，防備也是沒有用處的。”隻是在何香凝極力勸說下才增添了一名衛兵，後終於為孫中山三大政策而殉身。
那麼，為什麼已經被查清的“廖案”卻布滿疑竇、暗昧不顯呢？其內幕的堂奧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廖案”處理的始末。
“廖案”當日，國民黨中央迅即舉行臨時會議，決定由汪精衛、蔣介石、許崇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一切全權，以應付時局。汪、蔣、許是廖仲愷死後國民黨內最具實力和影響的上層人物，其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隨之取代了先前的國民黨政治會議，成為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其中蔣介石雖在資格上弱於汪、許，但不久又擔任了廣州衛戍司令，他的勢力急劇上升，同時他還適時地利用處理“廖案”的機會，以達到他原來的不逞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