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1月29日發表演說，他指出保守黨報紙誤會了工黨的對華政策。他針對英國政府的發言稱，他認為國民政府在1月23日發布的宣言很妥當。麥克唐納爾希望英國政府如果以對待日本的自由胸襟，繼續與陳友仁進行談判，則在上海的英國人決不會有人會發生生命危險。2月3日，英國工黨接到陳友仁致英國工黨附致阿馬利關於中止漢口談判的函電。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代表在倫敦討論陳友仁的來電。麥克唐納爾介紹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的代表希克斯，席林與藍斯堡三人，去與英國首相以及外交大臣見麵。會談之後，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繼續舉行會議，討論片時，接著休會至第二日。2月6日，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在愛爾白特廳召開要求對華實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大會，到者甚眾。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稱，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設法提出正確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他並且表示如果英國必須放棄舊有不平等條約下英國在中國所享有的各種特惠，則必須依照中英雙方談判與協定的結果放棄，中英雙方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兩國外交上存在的問題。英國工黨並且致電陳友仁，工黨的目的並不是想在與陳友仁進行外交談判，如果工黨懷有這一意圖，則工黨行動就越軌了。工黨不過是想使得陳友仁能知道英國工黨的意見而已。工黨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致電使得陳友仁與英國談判代表之間有繼續進行談判的可能。工黨告訴陳友仁，如果中國與英國之間能簽訂漢口條約，並且申明上海沒有繼續加以保護的必要，則英國軍隊有很大可能會從中國撤退。
（五）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的偉大意義
漢口“一三”慘案發生後，武漢工人和革命群眾取得了收回漢口英租界鬥爭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士氣。1927年2月，全國總工會由廣州遷到武漢。武漢成為革命中心後，長期受中外資本家以及封建勢力剝削和壓迫的工人，為改善自己的生活的罷工運動迅猛發展，形成了震驚全國的武漢工潮。
首先起來的是湖南、湖北、江西的農民運動。早在1926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決定以這3省及河南省為工作重點。在他的直接指導下，湖南農運基礎較好。北伐軍進入湖南後，到1927年1月，農會會員從40萬激增到200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1000萬人以上。1926年12月1日，召開了湖南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毛澤東應邀出席指導。大會通過33個決議案，包括減租減息、禁止高利貸、反對苛捐雜稅、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取消團防、組織農民自衛武裝等。
在漢口工人和九江工人通過英勇鬥爭分別收回漢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後，極大地激勵了湖北和江西工農運動的發展。1927年2月和3月，江西和湖北也先後召開本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有力地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到1927年5月，湘、鄂、贛3省農會會員分別達到518萬、250萬、38萬人。此外，福建、浙江、河南等地農民運動也有一定發展。
農民組織起來的同時，便在廣大農村掀起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們打落地主威風，審判並處死個別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改造或奪取鄉村政權；建立農民武裝梭鏢隊，打擊或瓦解或中立地主武裝——團防局、保衛團、民團；普遍開展減租減息，租額一般減輕5％～30％，取締高利貸，平抑穀價，打擊奸商囤積居奇操縱糧食，批判宗法製度和神權、族權、夫權思想，破除迷信，禁止賭博、吸鴉片，打擊土匪流氓，開辦學校，興修水利等，使農村麵貌煥然一新。
農民運動沉重打擊了中國農村頑固的封建勢力，成就了辛亥革命以來資產階級革命未曾實現的大業。但是，麵對農村大革命的形勢，革命陣營甚至共產黨領導機關內部產生了右傾恐慌情緒。他們指責農民運動“過火”，采取種種措施限製運動，打擊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對此，毛澤東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了32天考察。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現在是群眾向左，我們黨在許多地方都是表示不與群眾的革命情緒相稱，國民黨更不消說，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在1927年3月，他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尖銳地批評了中國共產黨黨內外責難農民運動的種種謬論，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一切革命的同誌都應該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而不應相反。他強調必須依靠貧農作為“革命先鋒”，團結中農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力量，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掌握農村一切權力，然後進行減租減息、分配土地等鬥爭。可以說，後來導致中國革命勝利的中國特有的革命道路，最早是從這裏發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