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從前幾年“80後”嶄露頭角起，文壇似乎就發生了很激烈的代際衝突。首先就是韓寒、郭敬明等“80後”作家對主流文壇開炮，而主流文壇則出現了兩種回應：一種是少數幾個與書商緊密配合的書評家的讚譽；另一種是大多數已經成名的作家對“80後”采取了抵製，甚至是否定的態度，有些老一代作家幹脆不把“80後”的創作看做是文學，而且媒體也一度以“寫手”來給予命名。可以說在對待“80後”作家的問題上，在作家協會、文聯體製內成長起來的主流文學界差不多都是持否定態度的。去年12月，當代四位實力派作家餘華、蘇童、畢飛宇、劉醒龍應邀與暨南大學學生展開一場關於“文學與人生”的對話，據說現場引發了一些爭議。媒體報道，文壇“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後、90後作家”的追問，被暨大學子批“沒禮貌”。餘華、蘇童、畢飛宇、劉醒龍自然是中壯年作家中優秀的幾位，但尚不能完全代表主流文學界，他們的傲慢無禮的確是非常不合適，也缺乏基本的禮貌。暨南大學學生對他們有所反感是很正常的。這一事件也反映了當前主流文學界一種典型的心態，即瞧不起年輕一代的作家，把自己看成是文壇不可顛覆的精英偶像和權威人士。這種心態其實是不正常的，“80後”也好，“90後”也好，文學總是一代新人換舊人。那些今天已經成名的老作家、大作家大可不必那麼高傲，看不起年輕的一代。
那麼，當前文壇為什麼會出現這麼激烈的代際衝突呢？說到底與當今時代的文化特征及電視、網絡這兩種電子媒介有關。
眾所周知，“80後”、“90後”出生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教育的普及率很高，閱讀環境也很好，青少年接觸到的各種文化信息也非常豐富，因此他們自然就比前一代或幾代人掌握的信息與知識就多一些，而且他們觀察事物、判斷現象的角度就可能多元一些。再加上，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學也一度成為社會的主流，特別是80年代，國內文學創作和國外文學引進也進入一個高峰期，因此出生於這個年代的人從生命一開始就感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對撞。所以，“80後”作家天然就有了敏銳的文學悟性，有著對文化的自覺選擇權，於是，他們就不可能單純地認可主流文學，成為父輩作家麵前聽話的“乖孩子”，他們見多識廣，接受過多元文化的熏陶，不可能單純地崇拜主流作家，更不可能遵從文壇固有的秩序。
其次，“80後”童年時代正是電視逐漸走進中國家庭的時期，隨著電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電視文化帶來的流行文化和圖像敘事成了“80後”的“元敘事”。美國學者約書亞曾說過，電視文化是一種讓兒童成人化而成人兒童化的文化，而且電視文化也讓男性有了女性氣質，讓女性有了男性氣質。這就是說，電視文化創造的是一種中性文化，這就意味著青春文化必然成為“80後”最能接受的一種文化。此外，電視媒體的普及，使“80後”身處於快速變化的文化環境，於是，“80後”自然形成了多變的文化趣味。90年代網絡媒體普及時，“80後”正進入青春期，於是，這一新媒介又給他們展現自我，為他們從事文學生產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於是，他們走上文壇不需要經過主流文學體製的認可，更不需要借助於傳統的紙質刊物。他們在網上論壇灌水、上帖子，在網上建主頁，開個人網站和博客，他們不需要作家協會的人來認可，就被出版商和媒體看中了，於是，在出版商和媒體的合謀運作下，他們的文字走出了網絡，走進了主流報紙，並且在大眾閱讀市場引起關注的。那些依賴作家協會體製，靠著純文學期刊和主流報紙的推動而成名成家的主流作家，一下子成了小眾化的作者，心裏自然就不平衡了。因此，可以說是電視和網絡兩種媒體改變了“80後”作家與前幾代作家的社會角色和文化位置，他們走上文學前台的基礎不一樣，推動力不一樣，其社會接受的方式與程度也不一樣。
再次，“80後”和“90後”作家因為真正屬於電子媒介的一代，他們的前輩作家是在印刷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印刷文化是一種“前喻文化”。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父輩的文化、道德和價值觀通過書籍的閱讀而傳承到了下一代，而且印刷文化中的每一本書就像一個知識密碼箱，長輩因為閱讀得多而享受一些知識的壟斷權，很容易成為知識的權威和文化的領袖，因此晚輩很容易形成對長輩的崇拜和尊敬。而電子媒介文化是屬於“互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長輩在晚輩麵前沒有絕對的知識壟斷，而“80後”這些晚輩反而對時尚文化倒有一種自覺的理解，且他們習慣於向同代人學習，而不是向前代人學習。因此，“80後”出場時不在乎前輩的認同，並表現出的對前輩作家的不尊敬或不信任，就是正常的。事實上，中國文化一直有著“老者文化本位”的特點，在文壇更是這樣的，年齡與歲數是一個作家的資本，因此“80後”作家一出場後表現出鮮明的獨立性，就很難得到主流文壇的認同，在社會上也會受到前代人的垢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