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儒梁啟超曾感歎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創辦者之一，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吳宓稱讚道：“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
知名曆史學家傅斯年則表示：“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三位大師級人物的頌詞都指向同一位學者——陳寅恪。
陳寅恪出身於書香名門，祖父與父親皆是大儒出身的官僚。因其出身名門又精通經史文學，故而清華師生稱他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據聽過陳寅恪先生講課的清華學子回憶，陳先生的博學令人驚歎。且不說他熟讀中國古典的經史子集，也不必說他曾在歐洲多所高校聽過多門課程，單說陳寅恪先生掌握的語言就讓當時許多“學貫中西”者感到炫目。他在給學生上課時，曾經用過拉丁語、梵語、巴利語、滿語、蒙語、藏語、朝鮮語、回鶻語、吐火羅語、突厥語、西夏語、古波斯語、希伯來語、東土耳其語等古老文字，以及英、法、德、俄、希臘、日等國語言。
博學的陳寅恪曾在清華放出過“四不講”的豪言。他聲稱：“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這並非狂妄書生吹牛皮，而是真正做到了。盡管不少學生回憶陳先生的課比較難懂，但都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學問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見一斑。
陳寅恪1925年留洋歸來，被清華大學聘為國學研究院導師，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比肩而立。除了在清華國學院指導研究生外，他還在北京大學講課。陳寅恪主要負責曆史、滿蒙語文、佛教研究等課程的教學工作。他的講課方式不拘一格，常以多種不同的語言來講解相關曆史內容，或是屢屢引用詩詞來佐證曆史。他引用文字信手拈來，出處準確，以此闡發的道理更是讓人醍醐灌頂。甚至連吳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也時不時來聽陳寅恪講課。
在清華改革學製後，身兼中文、曆史、哲學三係教授的陳寅恪，不僅在教學上盡心盡力，也在文史哲等領域獲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當代中國高校文史哲學科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在曆史學領域，陳寅恪的名字可謂如雷貫耳。他主要研究的是魏晉南北朝隋唐這數百年之間的“中古”曆史，尤其是民族文化發展史。中古時代在中國封建時代處於承上啟下的位置。在曆史學科中，中古曆史涉及朝代之多、國內外史料之豐富、民族文化關係之複雜可謂獨樹一幟。這既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治學素材，也增加了出成果的難度。
但陳寅恪治史有方，非常善於從各種散落於史料的信息中整理出曆史演變的脈絡，並由此提出一種新理論。
他根據中古時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實，提出了著名了“關隴集團”“山東集團”“士族門閥社會”“胡化說”等新史學概念。在陳寅恪看來，中國在魏晉南北朝、隋唐這數百年裏都屬於門閥社會階段。門閥家族勢力的盛衰，對王朝的興滅有著根本性的影響。例如，形成於西魏時期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就是解讀西魏、北周、隋、唐曆史的一把鑰匙。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是關隴地區胡漢大融合的產物，令人驚歎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統治者都出身於關隴集團。該集團開創的“關中本位政策”，一直影響到唐朝。而在唐朝，不僅有四方少數民族漢化，也有河朔漢族百姓“胡化”的現象。上述種種論斷皆是陳寅恪治史的重要成果。當代中古史學界無論是否讚同其論斷，都免不了要在他開辟的新框架下討論問題。
在文學研究領域，陳寅恪獨辟蹊徑，開創了“以詩證史”與“以史證詩”的研究方法。他將此法運用於古典文學研究，留下眾多令學界歎為觀止的著作。
陳寅恪研究古典文學從來不局限於詩詞小說的文字。他非常注重從文學作品的字裏行間捕捉人們所忽略的隱藏信息，並提倡運用多種辦法來解讀文學作品的背景與內涵。例如在鑒賞《長恨歌》時，陳寅恪不厭其煩地考訂了女主人公的身份與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的來龍去脈。他晚年不顧目盲體弱，以驚人的毅力著述了多達八十萬字篇幅的《柳如是別傳》。陳寅恪圍繞著柳如是、錢謙益的作品與事跡，勾勒出兩人所處的晚明時代背景，歌頌了柳如是忠貞愛國重情重義的可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