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概況
1866年，《形態學大綱》在德國麵世，在這本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首部教科書中，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提出了“生態學”（德文為“Oikologie”）一詞，並將其定義為“關於有機體與周圍外部世界關係的一般學科”。作為專門研究生態現象的生態學自此起步。後來，在生態學定義中又增加了生態係統的觀點，把生物與環境的關係歸納為物質流動及能量交換。時至20世紀30年代，已有不少生態學著作和教科書闡述了一些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論點，如食物鏈、生態位、生物量、生態係統等。
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現代生態問題愈發醒目。20世紀初的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危機引發了西方知識界、理論界的深度反思，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乃至哲學、神學、倫理學等眾多學科開始逐步加入到生態問題的探討中來，生態學開始了它的“人文轉向”，而“生態”與媒介的結合最終培育出“Media Ecology”（直譯為“媒介生態學”）這一媒介研究的分支學科。
1934年，技術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出版了其代表作《技術與文明》，在“技術與文化”關係的論述中最早包含了“Media Ecology”的思想。由於芒福德的研究涉及了對整個科技文化體係的批判，因此我們傾向於將其看做是整個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
《媒介生態理論：人類傳播係統研究理論集成典範的規劃化》（另譯為：《麵對媒介生態理論：人類傳播係統研究理論範式集錦》）是關於媒介生態學這一領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獻。在這份1973年的博士論文中，作者克裏斯汀·尼斯純（ChristineL.Nystrom）將劉易斯·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的論述作為媒介生態理論的基礎。在威廉·昆斯（William Kuhns）1971年編纂的“主要媒介生態學者名錄”中，也將芒福德名列首位。
繼承芒福德的基本思想，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發展了“技術決定論”。他認為，媒介是技術的主要代表，媒介的產生會極大地改變人們感官的均衡狀態，從而產生一個新的環境，影響社會的發展。由此立意，麥克盧漢與英尼斯共同創建了傳播學的“媒介決定論”。
“Media Ecology”這一術語由麥克盧漢首創，而真正衍生成一個學科則要歸功於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許多學術著作在波茲曼的領導下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態學的經典理論基礎，並在紐約大學設立研究學位課程，最初主要研究科學技術對傳播的影響。
近年來，這一學科引入國內，代表作品主要包括：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保羅·萊文森的《數字麥克盧漢》、《思想無羈》、《軟邊緣》和《手機》，約書亞·梅羅維茲的《消失的地域》，詹姆斯·凱利的《作為文化的傳播》，等等。
在引進之初，我國學者將“Media Ecology”直譯為“媒介生態學”，旅美學者林文剛亦同。但這一“媒介生態學”與國內學者首創的“媒介生態學”在研究取向上可謂大相徑庭。
從整體上看，西方學者研究的關注點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麵：一是技術或者說是以媒介為代表的技術力量對文化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影響。二是從人文主義的角度反思技術理性，企圖恢複人的本性和人類與社會各子係統和諧健康的關係；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一定的互補關係。兩種研究都以人為中心，同時都圍繞著技術或者媒介技術對社會環境產生的影響，媒介本身作為一種生態環境，是整個文化係統的一個部分。在他們眼裏，“媒介生態”概念實際上就是將“媒介本身視為一種環境結構”。也就是說，“Media Ecology”等同於“媒介環境”，這與波茲曼定義媒介生態學是“媒介作為環境”的研究是一脈相承的（從上個世紀中期至今，日本學者在指稱“Media Ecology”時長期使用的亦多是“媒介環境”這一概念）。此類研究在西方學界已經有比較深厚的學術根基，也積累了許多研究成果，基本上屬於宏觀研究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