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關於媒介安全的寫作靈感來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2007年我參加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首屆傳播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其中一道專業考題是“杯弓蛇影還是確有其事，談談你對媒介恐慌的看法”。為了在最短時間內表達我的答題思路，我順手畫下了三個模型曲線圖，這三張圖就是我在本書第九章中媒介安全模型的雛形。當時，我隻是想解釋媒介恐慌，認為就是大眾傳媒所反映的社會危機信息大於現實中的危機信息，這麼一種狀態。為了能進一步說明媒介恐慌，我用另外兩個圖來比較，其中一個就是媒介與現實中的危機信息變量相等，也就是本書所研究的“媒介安全”。在博士研究生麵試時，導師邵培仁教授就要我們寫下博士階段的大致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計劃和思路。我想了兩個方向，其中一個就是媒介安全（另外一個方向是受亨利·詹金斯的影響，想研究大眾傳媒與粉絲文化的互動，可惜這個想法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重拾過），得到了邵老師的鼓勵和好評。媒介安全是通過大眾傳媒實現非傳統安全，而非傳統安全又恰好是浙江大學的研究強項。於是，博士三年我的主要研究精力就放在了“媒介安全”研究上。從2008年1月在《當代傳播》上發表《關於媒介安全的若幹思考》起，開始了對媒介安全理論的梳理與架構，享受拓荒之旅。本書就是在我的博士畢業論文的基礎上成熟起來的。
媒介安全理論脫胎自對媒介恐慌的研究，而書中另一個概念“媒介失語”，卻是我在博士畢業論文的開題報告答辯過程中，邵培仁教授、吳飛教授、邵誌擇副教授等聯合建議的，他們認為“媒介失語也是一種非安全狀態，而且更加符合我國在危機中傳媒的表現”。之前，我把這一信息傳播不足的狀態也歸入導致恐慌的成因，和媒體傳播的危機信息多於真實現狀一樣，媒體的信息不足也會導致公眾恐慌。在仔細聽取了老師們的建議之後，我把信息不足的媒介恐慌重新命名為“媒介失語”。這一建議既完善了我的“媒介安全：在媒介恐慌與媒介失語之間”的理論模型，也為媒介安全體係的全麵建成填補了最後一塊空缺。
相對於研究思路的成型，研究材料的收集和論文的實際寫作過程要困難得多。在媒介安全的研究航道中，有一塊暗礁是必須從旁小心通行的，那就是媒介管製。媒介安全並不是要加強媒介管製或審查，相反，媒介安全的主體是媒介，相比較於外部審查，媒介安全更接近媒介自律。
同時，我還必須解答三方麵的問題。首先，媒介安全不是要掩蓋事實，相反，我在書中反複提及，實現媒介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是信息的公開和透明。其次就是研究立場，是站在媒體角度還是媒體管理者角度，或者受眾角度，我認為我的立場是和大眾傳媒站在一起的，政府的媒介管理方式方法，各國都不盡相同，但原則和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維護社會安全。第三個問題，如何實現媒介安全？我的建議，始終是法律法規或者自律條例，隻要法律不禁止的，那就是合法的。我自以為找到了通向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的大門鑰匙，如果有了媒介安全條例，那麼就不能再有所謂禁令，也不能再用行政手段幹預采訪和傳播，同時管理大眾傳媒也有了科學、合理的手段，媒體自律也不再隻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是，顯然，僅僅通過一本學術書籍還遠不能實現我的理想，因此，我想說，這本《媒介安全論》是起點，而非終點。我相信，政府、傳媒和公眾都可以接受的約束，反而是給予了約束之外的自由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