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順關係的第三件事是要非常慎重地對待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並處理好和反對者的關係。我一向認為，任何不同意見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即使是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意見，也有合理的成分。問題是作為一個領導者，是否善於聽取和汲取其中合理的成分。首先要認真地聽，不要聽不進去。其次要分析，尤其要注意意見中的合理的一麵，或者提醒自己原來沒有注意到的一麵，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決策，以避免失誤。比如，第一次分樓房時，由於房少，老職員工多，決定在校外已有樓房者這次一律不予分房，這個決定已在教代會上一致通過。事後有一位教職員工找我提意見，認為這個決定沒有考慮到住在校外的教職員工的困難：他們離校遠，每天上下班花費了很多時間，又享受不到用開水、水暖費優惠等好處，個別人現在住房條件很困難……聽了這個意見以後，我意識到在決策時確有考慮不周、照顧不到的地方，不能認為提意見者是為自己考慮。我們經過研究決定，在住在校外的教職員工中，普遍作一次調查，看看有些什麼困難；普遍征求一次意見，看看還有什麼要求。這使我們了解到許多新的情況，而且沒有一戶提出這次必須搬進學校裏住，都表示理解教代會的決定。在多年的領導工作中我有一個體會：世界上極少有蠻不講理、胡攪蠻纏的人。一時說不通，可以再做工作。堅持這樣做，既可以團結所有的教職員工，又可以從反麵的意見中汲取有益的成分，避免工作的失誤。
第四件事是怎麼建立校長的威信？這是領導和群眾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是個人問題。管理工作、行政工作，和當一個教師不一樣。決策和指揮，都必須付之實行，確實需要“說話有人聽，指揮有人幹”；但靠拉幫結派，靠“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絕對建立不起威信的。我當校長之初，也是沒有威信的，後來有了一點威信。回想起來，主要靠這麼幾條：一是敢於承擔責任，不怕丟官。有幾件事，可能是當時一般校長不敢辦的。一件是領導批條子轉學生，除非確係政策性照顧，我們一律頂住。這件事得罪了不少領導（但多數都能諒解），認為不給麵子；一件是領導的子女提出要保送上大學（可以不參加高考），我又頂住不辦；還有一件是教師按政策應當解決的工資待遇解決不了，我領著教師上訪，曾被少數領導認為是大逆不道的事，幾乎挨整。總之，無非是一條：罷官不當，再去教書。這些事，群眾中流傳很廣。二是看淡名利，不去計較。我常說自己很難做到“大公無私”。當初“文革”時期天天“鬥私批修”，我的“私”字總鬥不掉但名利可以不爭。比如1987年第一次評職稱，當時曆史欠帳多，老教師多，指標分不過來有一位老教師沒有評上，心理上很不平衡。我非常同情她，提出把我的指標讓給她。1988年評特級教師，為了讓第一線的教師們有更多的機會，我在教職員工大會上提出不要評我。我當校長五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是上報的先進個人，不準報校長。我一次被授予“五一”勞動獎章，一次被評為自治區級勞模，材料都不是學校上報的。倒不是我覺悟有多高，隻是覺得這樣做，才能心理上平衡。三是要自律。要求教師甚至學生辦的，自己先要辦到。一件很小的事，比如，要求學生不抽煙，不喝酒，不留長發。我自己首先做到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