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化的迅速推進和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我們前所未知的一種程度（Beck，1992）。更為嚴重的是，與其他問題相較，這種風險的擴張常常是無界限的，它們可以顯性或隱性地肆意流動，使得社會風險的衝擊力和波及範圍更大，更難以把握，從而更增加了其解決的難度。
經過30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物質層麵的現代化、都市化的迅速推進，加快了風險社會或者更嚴格地說是“高風險社會的來臨”（童星等，2010）。遺憾的是，市場失靈、政府失職、社會失德，令這些風險進一步惡化。作為後發展國家，中國所遇到的治理危機的挑戰可能比發達國家曾經遇到的還要複雜，曾經的後發優勢因為國際和國內因素的雙層限製而逐步演變為後發劣勢（徐湘林，2010：13）。衛生風險作為社會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條件下突破域值演化為衛生危機或衛生安全事件，衝破疆界、階層、種族、年齡和性別的界限四處散播；而都市常因其人口密集、流動性大而成為衛生風險與危機的主要衝擊區，這必然威脅到高效性城市的構建和城市生態文明的維護，所以必須強化衛生風險的監測預警，推進衛生危機的事中處置和善後修複，從而為和諧社會建設做出貢獻。
一、都市化與都市衛生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迅速推進，城市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技術、信息發展的中心。按照目前發展趨勢，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從2005年的5.72億增加到2025年的9.26億，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有望達到10億。2025年，中國將有超過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GDP占全國GDP的比例將由目前的75%增加到95%，將出現221個100萬人口的大城市，23個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武漢、重慶、成都等8個人口超過千萬的巨型城市（華強森等，2008）。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也顯示，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達到了6.66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是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個百分點；而2000年的城鎮人口又比1990年上升了9.86個百分點。
但是，誠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巨型城市或特大城市人口集中，經濟活動頻繁、基礎設施發達、人員流動快速、財富迅速集聚等特點也為城市發展帶來諸多社會矛盾和潛在風險，給社會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陶希東，2010：79）。同時，大城市災害的發生常常表現出鏈狀特點。災害鏈的產生能導致城市在短期內遭受連續不同的打擊，給城市減災帶來更加複雜的問題（高汝熹等，2002：110）。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迅速推進，城市公共服務業的壓力必然加大，因此，保證公共服務業的發展能夠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求，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良性互動網絡，實現三者優勢互補，預防和減少潛在或可能的社會風險，就成了都市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