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奈爾的四年，學生生活是美好的，至今仍令我眷念不已，在這所名牌學府裏，學術空氣十分濃厚，課堂學習、學術活動占去校園生活的極大部分，男女同學們無不匆匆忙忙地日日夜夜穿梭往返於教室、圖書館和實驗室之間。然而就在這景色秀美、地麵廣闊、樓群聳立的校園裏，它的課餘生活同樣是豐富多彩，各具風姿：音樂、舞蹈、表演、體育運動、研討會、俱樂部、兄弟會、姊妹會等應有盡有。我雖然在課業學習上深感窘迫，既要鑽研音樂專業課，又要加緊學好輔修課教育學，同時還得努力跟上選修的幾門外語課。就是在這種學習緊張的情況下，我還是沒有放棄參加一些我認為學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課餘活動，正因為我是學音樂專業的，我參加的課外活動主要是音樂方麵的。我剛入學不久，就參加了學校的學生合唱團。康奈爾合唱團始建於1868年，由一些愛好歌唱的學生組成的一個小組發展成為一個學術領域中的大型的音樂團體。從30年代到90年代，合唱團的指揮已幾經更替。1989年初，康奈爾大學男聲合唱團來北京做訪問演出時，我應邀出席，欣賞了他們的精彩表演；我在休息室裏見到該團的現任指揮——康大音樂係主任托馬斯·索科爾先生，告訴他我也曾是康大合唱團的成員，當他問明那是什麼年代時，他立即說出：“那時你們的指揮肯定是Eric Dudley。”一點不錯，當時我們在達德利的指揮下，大家興致很高，每周排練一至二次。每當演出前，還得加排。我們學習的曲目非常廣泛，有古老的格裏戈利聖詠，也有近現代作曲家的新作以及各國的改編民歌和歌劇選曲。我記得我們在校園內的外表圓形的大禮堂的一次演出中，男聲、女聲、混聲三種形式的合唱都參加了表演，此外還有我和一位低男中音的二重唱，我們歡快的表演了莫紮特的《唐·爵凡尼》中最精粹之作。這次音樂會十分成功，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
康奈爾的文娛生活，不僅限於本校師生的活動，而且每年還要請進來不少一流的音樂家和音樂團體舉行大規模的音樂會，如菲拉德菲亞、克利夫蘭、羅徹斯特等交響樂團，以及Lotta Lehmann、Kirsten Flagstag等世界著名歌唱家。我在康奈爾時期，都有幸聆聽了他們在學校禮堂裏的精彩表演，這對我來說已超過了一般課餘活動的性質，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專業學習，當然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享受。此情此景，至今猶曆曆在目。
有康奈爾農學院教授洛夫博士推薦，經過正式考試，我獲準參加綺色佳長老會教堂80人的大唱詩班，這個班除了演唱眾多的讚美詩外，還演唱大型清唱劇，如孟德爾鬆的《伊利亞》、韓德爾的《彌撒亞》、海頓的《四季》等，這些劇目中的女高音獨唱部分，大多由我擔任獨唱，我們排練的《伊利亞》，在本教堂演出後，還曾去附近城市Buffalo和Syracuse大學公演。這些經曆也是我難以忘懷的美好生活片段，我深深感受到在合唱團和唱詩班的幾年裏，我學到了不少不同時代、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各類聲樂文獻，致使我的視譜、歌唱語言、音樂知識、理解等諸方麵的能力，都有相應的提高，這對我的正式課堂學習，是極其有益的補充。
各國留學生俱樂部也是一處很有生氣的活動場所。我曾多次應邀參加那裏的聯歡演出，做獨唱表演。有時是去參加那裏的舞會或打橋牌，康奈爾的外國留學生很多，在這個俱樂部裏可以有機會與各國留學生接觸，在一起交談、交流學習經驗、互相介紹各自國家的情況。這對溝通文化、增進友誼、互幫互學都起到良好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各國留學生對豐富的校園生活和日常師生間的密切友好合作，都感到高興和欣慰。大家在談論中，對康奈爾既致力於實用科學又注重學術研究，集教學與研究於一身的辦學方針，以及學校對學生精神生活的高度重視，開展廣泛的課餘活動以滿足廣大學生的不同需求的做法，尤其深表讚賞。
我在康奈爾的幾年裏，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受到教師們的熱切關懷。他們很重視我在課上的學習，也關切我在課下的活動。有幾位教授每逢節假日，都積極為我在外地聯係表演事宜，從而使我有機會去過美國不少城市、學校或電台舉行獨唱會或進行廣播演唱。經過這種實際鍛煉，增長了我的知識，誇大了我的眼界，實在獲益匪淺。1938年由我的主課老師Eric Dudley和農學院教授洛夫博士建議，學校有關部門為我在Willard Straight Hall開了一場獨唱會，大多數中國同學、我的老師們，以及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音樂愛好者都來聽了這次獨唱會。我作為正在學習的學生，專業水平當然是有限的，但在熱情聽眾的鼓勵下，這次演出基本上算是成功的。最令人感動的是中國學生對我的一片同胞骨肉情，加上我的老師給予我的無私幫助，更加堅定了我學習的信心。這些高貴的東西，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