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人為主體的大千世界，是一個富含感情色彩的世界。這是因為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通過自身對生活的感受、體驗，對待世上的萬事萬物無不持有一定的感情“基調”。這種感情“基調”有強有弱，有濃有淡，有明有暗，有遠有近，但隻要是和這個世界發生接觸的一切正常的人，都必定會具有的。古人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①人非草木，豈能無情？猶如月有陰晴圓缺，人都有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有深沉的愛，也有強烈的憎；有欣慰，也有憂傷。感情是人類共有的一種“天性”。
作為“傳播新近發生、發現或變動的事實”的新聞報道，其傳播對象是活生生的受眾，即廣大的讀者、聽眾、觀眾。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人的感情這一“天性”的影響和製約。新聞報道所傳遞的信息，所宣傳的觀點，所講授的知識，隻有被受眾所接受，進而轉化為受眾的內在意識，才能產生社會的效應，實現其應有的報道價值。然而，新聞報道的受眾並不是可以由新聞報道任意施加影響的消極客體，而是富有感情的積極主體。每個新聞接受者都有著自己的情感、信念、意誌和人生的閱曆，都有著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獨特的據以評判是非、裁決好惡的標準。人們會從（也必定從）自己的感情出發，能動地對外界輸入的信息、觀念、知識作出判斷、選擇，接受他們感情上所喜好、所讚同的，排斥、抵製他們感情上所厭惡、所反對的。因此，可以這樣說，新聞報道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聞報道與受眾的感情是否一致。
探討新聞報道中的感情共鳴點，便是尋求新聞報道與受眾感情一致的內在規律及其表現形式。從某種意義上看，記者捕捉和報道新聞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尋求與受眾的感情共鳴點的過程。記者隻有掌握並通過這個感情共鳴點，溝通與受眾間的情感，使之融洽，渾然一體，新聞報道內容的真實外觀、審美要求才能得以真正獲得，新聞報道的傳播任務也才能得以完美實現。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２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膾炙人口的新聞特寫《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全文不足６００字，卻讀來令人回腸蕩氣。該特寫見報後，深深地撥動著廣大讀者的心弦，並在全國各地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特寫的標題至今仍是激勵人們建設“四化”的強勁動力。究其原因，除了報道的內容新鮮、主題深刻和寫作手法得當以外，十分重要的便是記者牢牢掌握並善於運用新聞報道中的感情共鳴點。當時，中國男排健兒不畏強手，勇於拚搏，終於戰勝了世界排壇勁旅南朝鮮（我國８０年代稱呼，後稱韓國——編者）隊。消息傳來，人們從中感受到的絕不僅是一場球賽勝利的喜悅，更重要的是我中華民族無往不前的英勇精神的自豪。為此，北京大學學生歡欣雀躍，連夜自發組織起來遊行慶祝，這就是我廣大民眾這種愛國之情的真實流露。而這篇新聞特寫的記者也滿懷著對我中華的真誠的愛，不知疲倦地連夜奮筆疾書，把自己的感情傾注於字裏行間，“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①，充分表達了億萬人民的情感。
正是由於記者和所報道的對象和受眾之間存有“靈犀一點”，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在熱愛祖國、振興中華這一點上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新聞報道的感情共鳴點的威力爆發了，采寫的這篇新聞特寫才會有如此理想的社會效果。
二
現今，我們的新聞報道一般都是在新聞價值、“政治”需要和受眾感情三者的交叉點上，對客觀事實進行篩選、捕捉和再現的。這三者之間，新聞價值是決定新聞報道的依據和砝碼，“政治”需要是決定新聞報道的原則和界限，受眾感情則是決定新聞報道的出發點和歸宿。新聞報道中的感情共鳴點的基點，便在於對受眾感情的深刻洞察和熟練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