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國務院為了組織領導和推動全國工交戰線學大慶活動，專門成立了工業學大慶辦公室，放在計委生產組裏麵，我當時是計委常務副主任兼生產組組長。後來經委成立了，學大慶辦公室也就由計委遷到經委。
通過學大慶整頓企業
記者：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學大慶、整頓企業的問題，1979、1980年中央提出整頓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在當時情況下，學大慶和整頓企業、貫徹“八字方針”的關係是怎樣的？
袁寶華：在果斷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就成為我們工作的重點。恢複國民經濟為什麼必須進行企業整頓？這個道理很明顯，第一，因為“文革”的破壞，使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企業管理處於混亂狀態，首先是從這樣的一個現實出發。第二，當時提出來新的十年計劃和目標，這個目標定得比較高，也就是說整個國民經濟麵臨一個大發展的局麵，企業的狀況不適應這個大發展的要求，所以必須要整頓。第三，1975年已經提出來整頓企業了，關於整頓企業已經有一個目標，而且提出來一套要求，所以在“文革”結束後整頓企業，路子比較清楚，目標比較明確，這些辦法都是駕輕就熟的。我看主要就是這三個方麵，一是有需要；一是原來已經闖出了一條路，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針對當時國民經濟困難的狀況，提出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當時，在思想理論界，正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經濟工作戰線上沒有受到這個大討論的影響，主要就是傾其全力學大慶。學大慶和真理標準的討論沒有矛盾，真理標準的討論是為了撥亂反正，學大慶也是為了撥亂反正。國家經委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所做的撥亂反正的工作，首先是繼續開展工業學大慶。因為“四人幫”把企業搞亂了，整頓企業就是從學大慶開始的，這個時候對企業的整頓是恢複性的整頓。整頓企業對於工交戰線上來說就是撥亂反正，整頓企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加強企業管理。“四人幫”不要管理，認為管理是“管、卡、壓”，工交戰線上撥亂反正就要加強管理。經濟工作戰線上撥亂反正遇到很大的阻礙是思想上的阻礙，“左”傾思想年深久遠，習慣勢力根深蒂固。所以要撥亂反正，要深入學大慶，要進行恢複性的企業整頓，首先需要轉變幹部的思想觀念。
為什麼要通過學大慶整頓企業？這主要是因為“文革”以前已經有過一段時間學大慶、建設大慶式企業的經驗，所以針對“文革”期間造成企業管理的混亂狀況，當時最好、最容易的辦法就是通過學大慶來整頓企業。通過學大慶整頓企業主要做了三項工作。第一項是調整領導班子。“文革”期間企業的領導班子有很大變化，有些是軍代表，有些是工宣隊、軍宣隊，有些是造反派，有些是剛剛解放出來的幹部，所以整頓企業首先是調整企業領導班子，恢複那些熟悉經濟工作、會進行管理的領導幹部的工作，並把他們提到領導班子裏邊來。第二項是恢複企業過去行之有效的規章製度。這是針對“四人幫”所搞的“三無企業”，實際上是企業裏邊沒有管理，生產處於無序狀態，事故不斷發生，產品質量下降，消耗提高，所以首先恢複了“文革”以前行之有效的企業管理的規章製度。在調整領導班子的同時就大力宣傳恢複規章製度。第三項是進行“雙補”，也就是文化補課和技術補課，通過“雙補”來提高整個職工隊伍的素質。因為“文革”十年，企業職工隊伍成分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新成分大量地進來了，文化程度比較低，技術水平比較低。當時“雙補”主要針對這個狀況進行的，文化補課補到初中畢業的程度，技術補課補到初級技術工的水平。
“文革”結束後這一段時期的學大慶活動，聲勢比較大，針對性比較強，所以效果也比較好。
工業學大慶活動一度停頓
記者：在全國工業學大慶轟轟烈烈開展了一陣子後，到80年代初工業學大慶一度提得不多了，學大慶活動也減少了，這主要是為什麼？您怎樣看待這件事？
袁寶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了“八字方針”，同時在經濟上批評當時的國家計委急於求成，在政治上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計委在經濟上搞了個指標比較高、要求比較急的十年規劃，這和“兩個凡是”也有點關係。在批華國鋒以後，接著就是批計委。當時餘秋裏兼計委主任，康世恩兼第一副主任，他們確實在急於求成這方麵有毛病，可是對他們的批評，我認為有點過分，未能全麵來評價一個同誌、一個部門的工作，後來餘秋裏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檢討並離開了國家計委。1979年11月又發生了“渤海二號”事件，這就給當時的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康世恩以記過處分。給副總理一個記過處分，這在開國以來是第一次。康世恩做了檢討也離開了國家經委。國務院成立能源委，由餘秋裏擔任主任，康世恩擔任第一副主任並兼任石油部部長，因為石油部部長宋振明被撤職了。
另外，有這麼一陣子，大慶似乎絕對正確。大慶有的幹部尾巴翹得比較高，這就惹起了其他部門的意見，這是個經驗教訓。不管當時主持工作的領導同誌態度如何，下邊有的人一翹尾巴，這賬就記在他們身上。至於說以後把大慶與餘、康聯係起來，那是很自然的，所以一批評餘、康，學大慶就不吃香了。
同時，在工交戰線學大慶的過程中，大家在指導思想上有些教條主義毛病，把大慶經驗絕對化，要求學大慶不走樣，照搬照抄的現象比較嚴重。當然，在我看來主流還是促進了整頓企業和企業領導班子的調整。
總之，我認為對學大慶有不同看法，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是認識問題，就是國民經濟應該怎樣發展，是急於求成，還是要進行調整，在這一點上批評了餘、康；第二是把大慶經驗絕對化了，加上大慶有的同誌的態度也有點脫離群眾；第三是大慶經驗沒有再進一步，所謂進一步就是改革開放，小平同誌已經提出改革開放的思路了，當時我們還沒有跟得上。
繼續提倡學大慶
記者：在學大慶活動處於低潮時，您還一直關心著大慶。1981年，在您擔任國家經委主任期間，專門給中央寫了報告，主張重新開展學大慶活動。當時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