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技術的發展還使報紙版麵所需要的字號、字型以及線條、網紋大大增加，編輯可以利用鍵盤對它們進行迅速的選擇和更換，同一字號也可以進行大小微調。同時，版麵區欄可自由設置，照片的大小和重新構圖也可在電腦中自由迅速地進行，報紙的大量彩印和印刷質量的不斷提高也成了現實……這不僅使編輯以往要花幾個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可在幾十分鍾內完成，而且為編輯組織版麵、進行“再創造”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而現在的筆記本電腦，好比是工作辦公室，可以用來儲存大量的信息。總編輯手拿小巧玲瓏的筆記本電腦，可以隨時與編輯部內外的記者、編輯保持聯係，下達指令，把記者、編輯的稿件調來審看，把新華社的稿件調來閱看。
作為現代報紙編輯，如果沒有網絡媒介的溝通意識，缺乏對電腦網絡聯通與運用的理性認識，在編輯工作中仍排斥電腦的運用，勢必會落伍於時代，這對報業的發展“害莫大焉”！沒有網絡媒介意識，仍舊局限於純粹的印刷文字傳播，必將陷入危機之中，從而在日益激烈的媒介競爭中處於劣勢，成為其他報紙吞並的對象。
六、學者意識
編輯應當具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不斷學習新知識，使自己成為才學識三者兼備的專家型人才。關於這個問題，唐朝著名學者劉知幾曾經有過十分精辟的論述。他說：“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楠斧斤，勿能成室。”清代文學家袁枚也很形象地比喻道：“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搞學問是這樣，當編輯也是這樣。我國出版界的老前輩中，有不少大家，他們成功的奧秘就在於他們是具有學者意識的編輯，是才學識三者兼備的學者型編輯。
一代大師王國維在史學、文學、哲學、考古學、地理學上卓著聲名，同時，他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出色的編輯家——他參加了中國最早的農學刊物《農學報》與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的編輯工作。他又參加了推動當時時代學術新潮流的《國學叢刊》和《學術叢編》的編輯工作。
王國維雙向的編輯藝術很值得現代編輯借鑒。他巧妙地溝通了編輯事業與學術研究：為編輯出高水準的刊物，促使他潛心一流的學術研究；而一流的學術研究，又為他主編的刊物保證了極高的水準。其編《教育世界》，就是與自己的哲學、文學、教育研究達成雙向對流。其編《國學叢刊》與《學術叢編》，也是與自己的甲金文、簡牘、敦煌遺書、經史、小學等研究形成高效的雙向循環。試舉主編《學術叢編》，來窺其高超的藝術。
《學術叢編》每期約80頁，由於兩個原因，一是“蓋當因惜費故”，二是他人之稿亦未必能盡當王氏主編之意，故基本上不向外征稿（羅振玉除外）。因此其中除約50頁編發未刊或稀見之古籍，王國維要自撰30頁。一方麵，這種硬任務鞭策王國維奮發地開展學術研究，另一方麵，王國維自己“視學術為其性命”，自覺地砥礪精進。
1916年7月給羅振玉信中，王國維自己作了小結：“今年上半年成績，共得書一百五十葉，得七萬五千字。”我們統計王氏在半年中完成了：《史籀篇疏證》、《周書顧命禮征》、《釋史》、《樂詩考略》、《毛公鼎考釋》、《裸禮榷》、《魏石經考》、《大元馬政記跋》等數種，涉及到小學、經學、金石學、史學等方麵。王氏所撰不僅顯示其學識廣博，而且精研至深。如王氏撰《史籀篇疏證》時曾向羅振玉談及：“此次作《籀篇疏識》（即其原先題名，後改，引者注），初以為無所發明，便擬輟筆，及昨晚得所錄諸字，細觀一過，覺可發見者頗多。此事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使能起程、段諸先生於九原，其能知我二人，亦當如我二人相知也。至於並世學者，未必以我輩為異於莊述祖諸人也。”王國維很自許，自視很高。確實他的《史籀篇》研究是以甲金文來爬梳互證，超越前賢，非莊述祖諸輩能比肩，而若程瑤田、段玉裁諸清代乾嘉大師能起於地下，也必當首肯。這也可見其功力、學識、成就之卓越。王國維從不敷衍塞責，聊以應付。他不得好題目不撰。如1916年3月間致羅振玉信中雲：“近數日中家務業已就緒，思作《學術叢編》中文字，訖不得好題目，遂以雜閱各書消磨數日。”有好題目，文中不道前人之未道，不發前人之未發，則不撰。既撰作成文，王國維又必反複修改，如其於《魏石經考》等，均是如此。因此，王國維每期必有作，必得好題目，必撰覃究精深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