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國專門從事告密史研究的學者戲謔地將告密認定為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當然，這肯定會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因為古代中國人是以“禮義廉恥”這四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而告密恰好是這四維的奪命殺手。告密者通常不顧廉恥，隻要有利益可以撈；告密者恰好又把君子不妄自非議他人的“禮”和千古傳唱的“義”踩在腳下。等於說，告密者擁有了人類最卑鄙的行徑之一——出賣他人。
然而，憤怒總歸是一種情緒，卻不能改變事實。翻開二十四史，告密者比比皆是。這些藏匿在曆史臭水溝中的幽靈往往以出賣他人而使自己身價百倍，甚至有些時候，告密者的一次告密居然會改變曆史。比如最有影響的就是東漢末年張角閣下平時最器重的徒弟唐周的告密，使得還沒有準備充分的起義者倉促而起，根基不穩，很快就被東漢政府滅掉了。再比如，鴻門宴沒開始時項梁的告密，使得劉邦有所準備，輕易地躲過了項羽的誅殺，從而建立了漢帝國。
如果說，告密是古代中國的一種文化，那麼，將這種文化滲入社會的就是那些帝王們。但這還另當別論。比如那個做皇帝和做百姓生活一樣清苦的堯舜禹時代，他們就鼓勵天下百姓來報告一些事情，並且還設置了鼓、石頭等物件，相當於現在的檢舉箱。在那個時代，百姓們根本不想從領導人那裏得到好處，由於物質基礎還不穩固，所以也沒有爭奪利益的心思，前來“告密”的人可都是為國家著想。
這個時候的人們人品綠色，道德原始，真可謂是原始社會。但到了奴隸社會就不一樣了，奴隸社會，教科書上說，生產力進步了，人們飽暖了，開始思各種欲望。百姓心思一多，做王的當然很擔心，他們也設置檢舉箱，可目的明顯不純，他們希望知道許多人的想法和誰是膩臣。商紂王始終就對後來的周文王不放心，上麵一有這種心思，下麵立即就有人投其所好，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告密者崇侯虎誕生了。西周的周厲王，為了知道誰是刁民，專門找了個巫師（此人據說讀得懂唇語）來監視百姓，一旦發現誰有不軌，就來告密。結果鬧得大家在路上見麵，隻能用眼睛說話。
這當然隻是告密史上的小兒科，到了春秋時代，商鞅居然把“告密”（當時叫告奸）納到了國家憲法中，告密者是良好公民，知道秘密不告的，就是犯罪。眾所周知，商鞅師傳法家的荀子。（荀子這個人其實很倒黴，孔子把“仁”說了，孟子把“義”說了，儒家提倡的五個字，智信想要說明白了很難，所以他隻能說“禮”。這個人又非常喜歡標新立異，把“禮”就說成必須要遵守的“法”了。）在法家眼裏，人人都不是好東西，如果不用“法”來規矩他，他肯定就鬧亂子。告密法就這樣誕生，目的就是：讓大家互相監視，別鬧亂子。
進入封建時代，在做皇帝的鼓勵下，四個告密大時代來臨。分別是漢武帝時代、武則天時代、明帝國、所謂的康乾盛世時代。整個封建王朝，從秦到清，告密始終貫穿其中，成為帝製曆史的一個帶有汙垢的眉批，而告密者就是那塊汙垢。這塊汙垢麵積之大，數量之多，實超乎我們想象。
古人修煉的是儒家禮義廉恥學說，為了某種私欲，居然不要臉，是儒家學說出了問題，還是告密者本身出了問題？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但又朦朦朧朧，本稿件並非要釜底抽薪，去探討人權和隱私等跟告密相關的問題，隻是希望通過講述告密史上一些人和事來讓人們欣賞一下，這些古代肮髒的幽靈到底給他們自己和曆史帶來了什麼，他們那種為告密而不要臉，甚至是不要命的“勇敢行為”是怎麼修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