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這是一幅畫麵，你以前一定看到過。要知道，曆史是會重複的。伴隨我們這個數字時代一並到來的是一個工業時代的老問題：一個社會暴君正在再次侵占個人自由。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今天，就像當初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一樣，這個社會威脅來自建築中的一個簡單概念。
1787 年，正是那個大眾工業時代來臨前的黎明，傑裏米·邊沁設想出了這個“建築中的簡單概念”，用來改善監獄、醫院、學校和工廠的管理。正如建築史學家羅賓·埃文斯（RobinEvans）所說，邊沁的概念是建築形式與社會宗旨“生動且具想象力”的綜合體現。2 出於自身的社會願景，邊沁積聚了大量的個人財富，3 想要通過這種新式建築來改變世界。
邊沁的這種想法被奧爾德斯·赫胥黎稱之為“極權主義住房建設計劃”，4 他在克裏米亞的克裏切夫小鎮寫的一係列“公開的”5 信件中對此有描述。在那個小鎮上，當時他和他的弟弟塞繆爾正在指導已受啟蒙的俄國暴君凱瑟琳大帝如何為她那些無法無天的子民建造高效的工廠。6 在這幾封公開的信件中，邊沁把這種被他稱為“圓形監獄”（Panopticon）或“監察室”（Inspection-House）的東西想象為實體網絡，也就是一間間小房間構成的圓形建築，每個房間都透明並且完全相連，隻需要一名可以看到一切的監察員，就可以監視所有房間裏住著的人。
這個監察員是無所不知的上帝的一個功利主義版本——總是睜著眼、知悉一切，還偶帶有環顧四周和看穿牆壁的能力。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觀察到的，這個監察室“像許許多多個籠子、許許多多家小戲院一樣，其中的每個演員都是孤獨的，被完美地孤立起來且永遠可見”。7邊沁以為，圓形監獄的連接技術可以把我們連在一起，也可以把我們分開。他認為，把我們轉變為徹頭徹尾的透明展覽品對社會和個人來說可能都算得上是好事，因為我們越是想象自己正被監視，我們就越會變得高效和遵守紀律。因此，個人和整體都能從這個自我肖像的網絡中獲益。我們的功利主義哲學家將這個假定的社會概念帶入其最為冷酷的反社會論調中如此描繪道，“理想的完美”會要求每個人——從連接起來的囚犯到連接起來的勞動者，到連接起來的學齡兒童，再到連接起來的居民——每時每刻都能被監視。8
那是一個古怪英國人的抽象式幻想，並且，讀者應該還記得，那是一個生活經驗不過是個孩子的英國人的幻想，可事實上，邊沁激進的透明監察室理念對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早期的新式監獄建築有著巨大的影響。例如，我和雷德·霍夫曼一起吃過早餐的那間牛津監獄，原是由有“監獄放射形布局之父”9 稱號的威廉·布萊克本（William Blackburn）所建造。他是一個非常勤奮的監獄建築師，畢生建造了十幾座基於功利主義原理的半圓形監獄。在牛津，布萊克本用專門為了監視囚犯的一舉一動並控製他們的時間（到每一分鍾）而設計的建築來取代這座城市城堡裏的中世紀“監牢”。
邊沁的簡單建築概念不僅僅隻是“改革”了監獄，它代表的還是一個預言，預示著一個由實實在在的鐵路和電報線路網絡等複雜連接起來的工業社會。機械時代的蒸汽火車、大規模工廠、工業城市、民族國家、電影攝影機以及大眾市場報紙確實創造出了這個實體建築，從而將人們變成了高效率的個人展覽品——在理論上，可以被政府、雇主、媒體和民意觀察到的展覽品。在大眾彼此連通的工業時代，工廠、學校、監獄以及最具預示性的整個政治體係，都是建立在這個透明監視技術基礎之上的。過去兩百年時間實際上是一個大展覽的時代。
然而，且不說有著奇怪的展覽癖的邊沁本人，事實上在整個工業時代沒有誰想成為這個集體展覽會上的單部影片。甚至可以說，為獨處進行的抗爭就是工業時代的人類史。正如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和保密學者格奧爾格·齊美爾所認識到的，“現代生活最根本的問題，源於個人在無法抵抗的社會力量麵前想保留的生存、曆史遺產、外部文化以及生活技術的自我個體性的要求”。10 如此一來，大眾社會的偉大批評家們——如十九世紀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亞曆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Tocqueville）以及二十世紀的喬治·奧威爾、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和米歇爾·福柯等——都曾試圖去保護個人自由免於遭受那來自監察室的無所不知的目光。
福柯提出警告說，“知名度是個陷阱。”11 因此，從密爾的《論自由》中形單影隻的自由思想家到《城堡》和《審判》中的約瑟夫·K，再到《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史密斯，在這些批評家看來，大眾工業時代的英雄，就是那些試圖保護自己的無名度、樂於享受隱蔽、能麵對照相機轉過身去，並且——用塞繆爾·華倫和路易斯·布蘭代斯的經典詞語來形容的話，英雄就是不想被大眾工業時代的技術打擾獨處狀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