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當的鑒藏，與古磚一樣，在宋代已有文字記載，但尚未列入收藏品之列。北宋王在《繩水燕談錄》裏說：“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漫地得古簡瓦當，皆破，獨一瓦全，麵徑四寸五分，瓦麵隱起四字，日羽陽千歲，篆字斟句酌隨形為之，不取正方，如知即羽陽舊址也。”可知宋時隻是記錄瓦當的形狀及出土情況，並用以考證古代遺址。真正把瓦當作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時期。當時杭州人朱楓旅居關中，收集到許多瓦當，編了一部《秦漢瓦當圖記》，於乾隆二十四（1759年）刻成。這是瓦當的第一部圖譜。從此以後，風氣大開，文人學士都喜歡收集幾個瓦當，有的還用瓦當琢成硯台，名曰“瓦當硯”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書桌上顯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與眾不同的瓦當，尤其為人歆羨。如“東城有李漁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二葉，其質甚堅，瓦口有籀文，一曰千秋，二曰萬歲，字畫圓潤可愛”，又如“成哲親王曾得銅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鏨其上，雲‘得之漳水之濱’其質堅致如石”，雲雲。此類記載，在清人筆記中多有出現。由於文人的重視、收藏家之所求，以往人們見而不顧的瓦當便隨之珍貴起來。農民耕地時得到半個筒瓦，隻要圓底完整，都可以賣個好價錢。
近代以來，瓦當的美學價值得到進一步開掘。一些著名篆刻家以獨創精神，積極從瓦當上的文字及其布局中吸取營養。近人葉銘在《趙扔叔印譜序》中指出，趙之謙刻印“以古幣、古鏡、古磚瓦文參錯用，回翔縱恣，唯變所適，誠能印發求印”。吳昌碩、齊白石等人也曾從瓦當中學習篆法。
當今之世，秦漢瓦當更以其古雅端凝的風姿吸引著眾多的中外收藏家。天津有位叫華非的書畫家，與筆者交往多年。據筆者所知，華非先生平生癡心於瓦當的收藏。他不辭辛苦，潛心收集戰國畫像瓦當、秦漢畫像瓦當、秦漢文字瓦當數百塊，並擁有大量瓦當拓片，同時，對瓦當的產生、瓦當的收藏曆史、出土狀況及其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作了深入探討，著《中國古代瓦當》一書，已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他還告訴筆者，瓦當本是“寶”，但對外行來說，“寶貝”也難免成了“垃圾”。他舉例說，“文革”中某文物公司積存一批秦漢瓦當，因未能出口，轉手到了信托店。信托店將其堆放在一邊，無人問津。此時恰被一位姓黃的收藏者見到，僅花極少的錢就將這批“寶貝”買走。可見“藏寶”還得“識寶”。
十五、“時玩”收藏潛力大幾年前，天津舉辦的“首屆中華名人書畫工藝珍品拍賣會”上，既有當代書畫家創作的書畫作品，也有雕漆、石雕、汴繡、石灣陶瓷、象牙微雕、內畫鼻煙壺等當代工藝美術家創作的工藝品。其中，一件劉傳製作的石灣陶瓷作品“鍾馗捉鬼”售價50萬元，一件現代汴繡作品“五牛圖”售價15萬元，一件沈忠興製作的象牙微雕扇售價1萬元，一套陳之佛、薑壁製作的雕漆嵌玉掛屏售價60萬元。這些被譽為“民間絕活”的工藝珍品及當現代青田石雕《高粱》當代名家的書畫作品也稱作“時玩”。
所謂“時玩”是指那些近世或當代製作的玩好之物。“時玩”乃相對古玩而言。古玩，即古器物可供珍玩者。民國時期，趙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將古玩分為書畫、瓷器、銅器、古錢、宣爐、古銅鏡、玉器、硯、古墨、古書、碑帖、各代名紙、古代磚瓦、偶像、印章、絲繡、景泰藍、漆器、宜興壺、琺琅、料器、法花、牙器、彩墨、筆格、竹刻、扇、木器、名石等數十類。以往也有人將古玩分為“硬片”和“軟片”兩大類目。古瓷器是“硬片”的代表，古字畫屬於“軟片”的代表。古玩固然珍貴，然而，大凡古代器物，曆經歲月滄桑而流傳下來的已是越來越少，如果再富有藝術性或文物的特殊價值，則更為難得，即使有，其價格一般人也難以接受。況且，所謂“古玩”也是相對而言，今天的“新”將來也會成為“古”，如若收藏一定要局限於年代，認為年代越久越可寶貴，隻認“古”而不認“新”，那麼收藏的路子總是越走越窄，也許會失掉購藏珍品的良機。有鑒於此，收藏投資者在收集古玩的同時，有意識地購藏一些富於創造、意境深遠的新的藝術傑作和那些富有紀念意義、有代表性的珍貴物件及渾然一體、自然天成的現今稀有之物，的確不失為集藏投資的明智選擇。
收藏“時玩”，在很早以前即已時興。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京城開封“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情況時提到“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其中有不少便是那個時代製作的器玩。“時玩”一詞在明朝開始出現，並形成一股收藏和鑒賞“時玩”的風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專有“時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