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翦的心腹對他說：“將軍這樣做會不會太過分了？哪有這樣向君主要田要地的？難道不怕皇帝怪罪嗎？”
王翦說：“不，皇上為人狡詐，不輕信別人。現在他把全國的軍隊都交到了我手上，心裏一定有所顧忌。我多請求田產作為子孫的基業，讓他以為我是個貪圖錢財的人，而不是貪圖王位權勢，那他就不會對我有所猜忌了。”
王翦識人精到，而做人的策略更是圓融柔婉，能在猜忌心很重的秦始皇手下得到重用數十年，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自古以來，為人臣子的對於君王來說就像一把雙刃劍，用得好了是殺敵防身的利器，用得不好了就是奪權篡位的逆賊。所以當君主的對於戰功、軍權過大的臣子都免不了猜忌，有時候也難免要殺死有功之臣以防他謀位篡權。
漢朝蕭何的功勞很大，有個門客就對他說：“滿朝之中您的功勞最大，已經沒有什麼封賞配得上您了。而且您還得到百姓們的擁護，現在皇帝在外打仗，還幾次問起您在做什麼，他這是怕您謀反啊。”蕭何深以為然，他就按照門客的計策，多買田產多置房宅，還做了一些損害自己聲譽的事情。等漢高祖回來時，看到百姓攔路控告蕭何，反而十分高興。
商紂王寵信妲己，沉湎於歌舞酒宴之中，對那些忠言直諫的人就施以炮烙的刑罰。臣民們都感到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人們甚至相信妲己是狐狸精變的，她到世上來就是要讓紂王亡國。
因為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紂王忘記了此刻是何年何月何日，他就問宮中的侍從：“今天是什麼日子？我怎麼連日子也記不住了？”
侍從回答說：“小的也忘記了。總之，千秋萬歲，都是大王的好日子。”
紂王說：“你去問問箕子，看他知不知道。”
箕子，名胥餘，是紂王的叔父。他性情耿真，有才能，在朝中擔任太師輔佐朝政。他看見紂王用象牙筷子，就歎息說：“用了象牙筷子，就要有玉做的碗來配，有了玉做的碗，吃的東西就會追求珍奇。這就是奢華的開始啊。”
當侍從去問箕子的時候，他正在和朋友議論朝政，人人滿腹心事，臉色陰沉。聽了侍從的問話，箕子十分不解：“這……怎麼想起問這個？”
侍從說明了情況，說：“大王記不得了，小人也記不得了，大王就讓小人來問太師，說太師是一定記得的。”
箕子怔了半晌，最後才說：“你回去告訴大王，就說我喝了酒，也不記得了。”
侍從依言回去複命。
朋友問箕子：“你怎麼會連日子都記不得了？”
箕子長歎一聲：“度日如年，何嚐不記得？隻是身為一國之主，連日子都記不得了，那國家也就危在旦夕了。可是國主都不記得，下麵的人也都不記得，卻隻有我知道，那我的危險也就要來臨了。”
後來，紂王變得越發荒淫殘暴，箕子多次勸諫，紂王就把他關了起來。周武王滅紂後，放出了箕子，問他如何才能得到商朝百姓的擁戴，箕子說要施仁政，多安撫。但是他自己卻不願做周朝的臣子，遠渡朝鮮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
箕子的做法和王翦、蕭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采用的是韜晦的辦法，用的是柔忍的做人策略，從而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這是明哲保身之道，也是柔忍處世之法。
堅忍的人不會自亂陣腳
有許多人的失敗是因為對自己信心不足，事情發生的時候往往就會自亂陣腳，結果給了對手可趁之機。而一個深通柔與忍的做人哲學的人是不會這樣的，他們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會顯得更加沉穩和理智，能夠沉住氣，運用智慧和策略，為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即使是實力不如人的時候，也能夠想辦法反敗為勝。
公元228年4月，諸葛亮率軍北上，一舉攻占了祁山，蜀軍聲勢浩大，威震祁山南北。曹魏屬地天水、南安、安寶三郡都先後歸順了蜀軍。魏明帝曹睿親臨長安督戰，魏軍大將曹真率大軍抵達眉城以抗擊蜀軍。
蜀軍的前鋒大將馬謖，違反諸葛亮的戰前部署，被魏軍趁機而入，致使街亭失守。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的消息後，急忙調集軍隊，準備撤回漢中。諸葛亮分派僅剩的五千兵馬去西城搬運糧草，這時刺馬來報，司馬懿統率十五萬大軍已經兵臨城下。此時城中兵馬尚不足三千，眾人聽到大軍壓境，無不大驚失色。
諸葛亮深知，此時若是棄城逃跑，無疑會暴露實情，司馬懿那十五萬大軍追過來誰也不可能逃得掉。於是他神情自若地傳令軍士：“將城中所有戰旗盡數放倒，所有兵士堅守城池，凡有擅自出入和大聲喧嘩者，一律斬首！”然後又命令將四方城門大開，每一城門處隻派二十名軍兵扮作百姓，灑水掃街，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一切安排就緒後，諸葛亮頭戴方巾，身披鶴氅，帶著兩名書僮，持琴登城，在城頭上邊彈琴邊飲酒，一副安然自得的樣子。
魏軍的先鋒部隊見此情景，不知虛實，急忙回報司馬懿。司馬懿來到城下，遠遠見到城頭諸葛亮的悠然神態，琴聲悠揚絲毫不亂，那兩個小書僮也是神情自若、十分鎮靜。再看四處城門大開，每一處都有幾名百姓在細心地灑水掃街，對近在咫尺的魏軍視而不見。司馬懿本就是個多疑的人，見此情景心中立刻覺得不妙。多年來他通過與諸葛亮的交戰，已經十分了解諸葛亮的性格了，知道他是個行事謹慎的人，從來不弄險，今天這樣安然自若，城中又是秩序井然，對於自己的十五萬大軍視如不見，顯然是早有準備，城中定有埋伏。
於是司馬懿急忙下令撤兵。司馬懿之子司馬昭見狀勸阻說：“諸葛亮手中可能無兵，這樣做是在迷惑我們，不如讓我帶兵攻城，就能知道虛實了。”但司馬懿認定了其中有埋伏，又怎麼肯讓兒子涉險，堅決不許，十五萬魏軍全部退撤。
諸葛亮在城頭撫掌大笑，城中兵士見空城亦可退敵，無不驚喜交加。諸葛亮笑道：“司馬懿知道我素來謹慎，不曾輕易弄險，而今見我穩坐城頭，安然飲酒撫琴，城門大開，百姓泰然，所以認為我有奇兵伏於城中，所以才會不戰而退。此疑兵之計是萬不得已才用的，倘若隨便用這個計策，一旦被敵人識破，必遭大敗。現在司馬懿急切退兵，必然選擇小路，可速去通告關興、張苞二位大將設伏。”不隻是司馬懿對諸葛亮的性情、行事風格十分了解，諸葛亮也一樣對司馬懿是了若指掌。
不出所料，司馬懿正率軍沿小路向北退卻，行至武功山時，忽然見張苞率軍殺出。司馬懿以為這是諸葛亮早已埋伏好的，就讓魏軍不許戀戰，殺出退路。但是剛剛衝出不遠，又見關興率軍從左路殺來，司馬懿大驚，更加確信這一切都是諸葛亮預先的計謀，一時不知蜀軍到底有多少軍兵。魏軍已成驚弓之鳥，絲毫不敢停留，丟掉糧草輜重，一路潰逃。
司馬懿哪裏知道，張苞和關興的兩路兵馬總數不過五千，在此設伏隻是虛張聲勢，並不打算實戰。結果諸葛亮利用司馬懿疑心重的特點，一座空城嚇退十五萬大軍，堪稱經典。
但是如果諸葛亮不是如此足智多謀，不是擁有如此堅忍沉穩的意誌，那麼別說他敢不敢用空城計，就是用了，一旦在城頭上顯出慌亂之色，也會立刻被司馬懿看穿的。
二戰時期，德國海軍中將馮·格拉夫·斯佩伯爵，擔任德國東方艦隊的司令官。在福克蘭海戰中，馮·格拉夫·斯佩伯爵突襲英國的斯坦利港，當時英國艦隊的船都還沒有生火，也就沒有動力可以開動，如果當時他能果斷地殺入港中，英國人的重型戰艦將會毫無反抗之力，任其屠宰。然而這位沙場老將發現英國人有兩艘戰列巡洋艦，這可比自己的裝備好多了，他一時緊張過度，竟然率隊撤退。結果在無遮無掩的大洋上被速度更快的英國軍艦追擊，而遭到了滅頂之災。
事實上，德國人突襲的時候是早上七點多，而英國人的船要生火後有足夠的動力發動還要等到一個多小時以後。這一戰，斯佩伯爵在格奈森諾號上的長子和在萊比錫號上的次子，同時戰死。
而英國艦隊的指揮官斯特迪將軍則以他的勇氣和鎮定獲得了廣泛的好評。當部下向他報告德國軍艦已經逼近的消息時，他立刻下令各艦加煤生火——可是燒煤鍋爐要等一個多小時才有足夠的蒸汽使軍艦開動，這期間動也不能動的英國軍艦簡直和靶標沒什麼兩樣。千鈞一發之際，看看實在沒有其他措施能采取，也沒什麼事能做，斯特迪將軍下達了第二條命令：各艦按時開早飯。
結果斯佩伯爵自亂了陣腳，而斯特迪將軍卻以其鎮靜自若而安撫了軍心，從而奇跡般地將出動來襲的德國軍艦給打敗了。
所以善用柔忍之術的人，堅忍的意誌力是不可或缺的，否則遇事易敗。擁有堅忍的意誌力，才能夠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愈加冷靜，不僅不會自亂陣腳，還會安撫周圍的人一起冷靜下來，共同商討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做人處世成功之處。
“愚”、“讓”、“怯”、“謙”，避禍趨福
人言大智若愚，越是有大智者，越是癡癡傻傻的樣子。因此，這些人也越容易被那些自認聰明者捉弄。殊不知到最後卻常常是捉弄人者自找麻煩。
唐代寒山與拾得兩位智者曾有過這樣的一段對話。
一日，寒山對拾得說：“今有人侮我、笑我、藐視我、毀我傷我、嫌惡恨我、詭譎欺我，則奈何？”拾得回答說：“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不要理他。且過幾年，你再看他。”
由此可推想，那種高傲不可一世的人的結局一定是夠尷尬的了，而我們也一定可以想象得出拾得的勝利的微笑——盡管這可能是一種超脫圓滑的微笑。不過，它的確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一些好處。
“撲滿”，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用瓷或泥做的硬幣儲蓄盒。在小的候，我們常將父母給的一些零用錢放進去，當這個儲蓄盒滿的時候，我們就將這儲蓄盒打破，而將其中的錢取出來。然而，當它是空的時候，它卻可以保全它的自身。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福禍常常是並行不悖的，而且福盡則禍亦至，而禍退則福亦來的道理，因此，我們真的應該采取“愚”、“讓”、“怯”、“謙”這樣的態度來避禍趨福。
“吃虧”往往是指物質上的損失，但是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卻往往是取決於他的心境如何。如果我們用外在的東西，換來了心靈上的平和，那無疑是獲得了人生的幸福，這便是值得的。所以，該糊塗、該舍棄的時候就必須糊塗、舍棄。
若一個人處處不肯吃虧，處處都想占便宜，於是，驕心日盛。而一個人一旦有了驕狂的態勢，難免會侵害別人的利益，於是便起紛爭，在四麵楚歌之下，又焉有不敗之理？
因此，人最難做到的就是在“吃虧是福”的前提下，認識到兩點，一個是“知足”，另一個就是“安分”。“知足”則會對一切都感到滿意，對所得到的一切，內心充滿感激之情；“安分”則使人從來不奢望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沒有妄想，也就不會有邪念。所以，表麵上看來“吃虧是福”以及“知足”、“安分”會讓人有不思進取之嫌，但是，這些思想也是在教導人們能成為一個對自己有清醒認識的人，做一個清醒的正常人。因為，一個非常明白的常識——即不需要任何理論就可以證明的是：一切的禍患不都是在於人們的“不知足”與“不安分”，或者說是不肯吃虧而引起的嗎？
大多數人總是相信一切都能通過人們的努力而得到改變，但也有些人卻認為，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這兩種不同的思想放在一起，就產生出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種不朽的東西，即寧肯吃一些虧也要換來非常難得的和平與安全。而在此和平與安全時期之內，我們可以重新調整我們的生命，並使它再度放射出絢麗光芒。
而善於吃虧的人一般平安無事，而且一般不會吃大虧，從長遠來看，反而是一種受益。相反，總愛貪便宜的人最終不會有真正的便宜，而且還會留下罵名，甚至因貪小便宜而毀了自己，這就是所謂惡有惡報。
在傳統思想中，有“吃虧是福”一說。這是哲人們所總結出來的一種人生觀——它包含了愚笨者的智慧、柔弱者的力量，領略了人生的豁達和由吃虧忍讓而帶來的安詳與寧靜。與這個貌似消極的哲學相比，一切所謂積極的哲學都會顯得幼稚與不夠穩重，以及不夠超脫與圓滑。
“吃虧是福”的信奉者，同時也一定是一個“和平主義”的信仰者。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對所謂“和平主義者”這樣寫道：“中國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能忍耐暫時的失敗，靜待時機，相信在萬物的體係中，在大自然動力和反動力的規律運行之上，沒有一個人能永遠占著便宜，也沒有一個人永遠做‘傻子’。”
做人低調不等於低人一等
低調是一種生存的境界，一種做人的姿態。沒有得意時的輕狂散漫，沒有失意時的奴顏卑膝，寵辱不驚，恬淡隱忍，任世間如何變化，隻用常人之心觀己，以凡人之態示人。所以“低調”並不等於“低人一等”。這種“低”恰恰是心境的最高境界，絕非是心態的自輕自賤。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不能正確地看待自己：而看低自己尤其可怕，總認為自己不如人就難免會產生低人一等的感覺。你越是那樣想，便越是那樣表現，便越是顯出一副卑憐相，這在無形中也就“滅了自家威風，長了他人誌氣”。本來彼此平等的雙方，就因為自卑心理在作怪，一下子把自己降到了低人一等的位子上了。這樣為人，這樣處世，豈有不敗之理？而低調則是在任何形勢下都不會輕視自己的一種心境。所以，做人一定要從“低人一等”的誤區中走出來。
假如，你為了謀一份差事而去拜訪某大公司的經理，你先要明白一個原則，就是：雖然你去謁見的可能是一個身份頗高的人物，而且又是你有求於他，但求不求在你，應不應在他，他仍是被動的。如果你與某一個人交往和辦事時，心理上總有有求於人的感覺，那麼你會變得神經緊張，一切出於不自然。這時需要迅速調整自己的自卑心理，以平常心待之，使自己的感覺處在最佳狀態。
李白有一句詩，道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如果麵對“權貴”不卑不亢謂之低調、也隻有不卑不亢才不會被他們輕視。所以，隻要我們將心理上的那份膽怯收起來，充分顯示出足夠的自信，就會在處世過程中從容自如，遊刃有餘。
我們常常會碰到認為自己一錢不值的自卑的人。如果你仔細觀察，這種為自卑所累的人，基本上有兩個突出的心理特征：
一是過高的內心期待心理。這種人想得太多、太細，總想在別人麵前留下好印象，能夠得到別人的認可和好評，因而也就特別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其實，過分期待一種希望並沒有什麼不對，因為每個人都有虛榮心，但問題是如何來對待這份虛榮。如果為了滿足這份虛榮而去偽裝，那麼就極有可能將自身最有價值的真實拋棄了，這樣的人也就會在為人處世過程中束手束腳，無法展現自己的真實能力。
二是自信心理障礙。這類人看問題總是看到自己比別人差的一麵，看到自己不如意的方麵。因而易產生多疑多慮的心理障礙，這種心理障礙常常表現在對自己的高欲望和低信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上。這種落差，不僅容易使自卑者產生焦慮，同時還會令他十分敏感，對他人的言談、行為、眼光等都十分留心，稍有一點懷疑便與自己聯係起來，無端地認為別人在議論自己，以至變得越來越怯懦，越來越自卑，最終走向自我封閉，逃避正常的交往，喪失社交能力。
如何才能克服自卑呢？首先你必須正確認識、分析自我，正確認識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清楚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用自己的短處去比別人的長處，你會永遠覺得自己“技不如人”，用自己的長處去比別人的短處，你就會信心十足，這樣便可以強化你的自信。
人的價值主要是通過自身的努力而達到或可能達到最大限度，而不是也不可能追求到絕對的完美無缺。因此，要學會正確對待自己的缺點，它是達到自我完善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隻有學會正視自己，在心境中維持低調，在心態上自信自立，才能在為人處世過程中應付自如。
低調會贏得人心
一個人如果地位很高，卻從來不在下屬或他人麵前顯示自己位高權重，反而能和顏悅色的與人交流、相處，即是一種低調。這種低調會贏得人心，積聚大批的有才能的人追隨左右。難怪他們會事業有成，自在瀟灑，這種姿態讓他們鞏固了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因而才可以得到許多人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的一次進攻戰役期間，美軍將領艾森豪威爾在萊茵河畔散步，這時有一個神情沮喪的士兵迎麵走來。士兵見到將軍，一時緊張得不知所措。艾森豪威爾笑容可掬地問他：“你的感覺怎麼樣，孩子？”士兵直言相告：“將軍，我特別緊張。”
“噢！”艾森豪威爾說，“那我們可是一對兒了，我也同樣如此。”
幾句話，便把那個士兵的精神放鬆下來，令他很自然地同將軍聊起天來。
很明顯艾森豪威爾達到了與士兵閑聊的目的，又樹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
可想而知，艾森豪威爾能夠成為美國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除了他的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什麼原因。如果你細心觀察，你會發現，其實越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身上所具備的這種難得的低姿態越明顯。
帕爾梅首相在瑞典是十分受人尊敬的領導人。他雖貴為政府首相，但仍住在平民公寓裏。他生活十分簡樸、平易近人，與平民百姓毫無二致。帕爾梅的信條是：“我是人民的一員。”
除了正式出訪或特別重要的國務活動外，帕爾梅去國內外參加會議、訪問、視察和私人活動，一向很少帶隨行人員和保衛人員。隻是在參加重要國務活動時，才乘坐防彈汽車，並有兩名警察保護。有一次他去美國參加一個國際會議，人們發現他竟獨自一人乘出租車去機場。1984年3月，他去維也納參加奧地利社會黨代表大會，也是獨自前往的。當他走入會場，沒有人注意到他，直到他在插有瑞典國旗的座位上坐下來，人們才發現他，都嘖嘖稱讚不已。
同普通群眾打成一片是帕爾梅為人的重要特點。帕爾梅從家到首相府，每天都堅持步行，在這一刻鍾左右的時間裏，他不時同路上的行人打招呼，有時甚至與同路人閑聊幾句。帕爾梅同他周圍的人關係處得都很好。在工作之餘，他還經常幫助別人，毫無高貴者的派頭。帕爾梅一家經常到法羅島去度假，和那裏的居民建立了密切的聯係，那裏的人都將他看作朋友。他常常獨自騎車閑逛，鍘草打水，劈柴生火，幫助房東幹些雜活，彼此之間親如家人。
帕爾梅喜歡獨自微服私訪，去學校、商店、廠礦等地，找學生、店員、工人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他從沒首相的架子，他談吐文雅、態度誠懇，從沒有前呼後擁的威嚴場麵，深得瑞典人民的愛戴。
帕爾梅平易近人，他同許多普通人通過信件建立了友誼。他在位時平均每年收到1.5萬多封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國外，為此他專門雇用了4名工作人員及時拆閱、處理和答複，做到來者皆閱，來者均複。對於助手起草的回信，他要親自過目，然後才能簽發。這一切都使他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日益高大，帕爾梅首相府的大門永遠向廣大人民開放，永遠是人民的服務處。在瑞典人民的心目中，帕爾梅是首相，又是平民；是領導人，又是兄弟、朋友，他是人們心目中的偶像。
放下架子，決不會使高貴者變得卑微，相反，倒更能增強人們的崇敬之情。這樣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紮在大眾這塊沃土之中，怎會不令人敬重！
位高權重者更應該忍讓處世
你也許見過這樣的人：有了一些權力和地位後，就橫行霸道，聽不進去別人的勸告，為一點兒蠅頭小利而費盡腦筋。
其實越是身處高位的人，越應該柔忍處世，否則升上去容易，跌下來可就更容易了。
在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有一條全長約180米、寬2米的巷道，當地人稱之為“六尺巷”。
據作家姚永樸《舊聞隨筆》和《桐城縣誌略》等史料記載：清朝名臣張英便住在這裏，張英曆任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名聲顯赫，桐城人習慣將他稱為“老宰相”，其子張廷玉稱為“小宰相”，父子二人合稱為“父子雙宰相”。
當年張英家和一戶姓吳的人家比鄰而居，房屋之間有塊空地被吳家給占用了，張家的人就送信給張英，讓他出麵幹預。張英看罷來信，就寫了首詩給家人，詩上說：“一紙書來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裏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見書明理，遂撤讓三尺，吳家見此情景深感慚愧，亦退讓三尺，這樣張吳兩家之間就形成了六尺寬的巷道，後人稱為“六尺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