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較之大臣更容易幹政，而權臣才是皇帝在朝中真正的政敵。權臣的權力大到能夠廢立皇帝的時候，皇帝已經不是他的對手了。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見權力掌於司馬昭之手，不勝其忿，召大臣王沉、王經、王業等人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認為應講策略，王沉、王業卻奔走向司馬昭告密。曹髦拔劍升輦，率殿中的人鼓噪而出。追隨司馬昭的大臣賈充毫不遲疑地率眾護軍，在南闕下迎戰皇帝的小隊人馬。司馬昭的親信成濟問賈充：“事情緊急，怎麼辦？”賈充說：“司馬公養著你們，就是為了今天，還問什麼！”成濟便一馬當先，抽戈刺向皇帝，20歲的曹髦死於車下。皇帝死後，司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殺了成濟，然而從本質上說，殺害皇帝的正是司馬昭。同年，被權臣孫琳廢為會稽王的吳國皇帝孫亮突然死去，年僅18歲。
權臣廢掉皇帝之後，能否與廢帝共在一個蒼天之下，安然無事？為了防止時有可能發生的不測，權臣定會用或明或暗的手段將廢帝除掉。例如東漢董卓廢少帝劉辯之後，又派人給他送去一壺毒酒；南朝宋少帝劉義符被權臣徐羨之等人廢為營陽王，一個月後死於徐羨之派來的特使之手；南齊15歲的蕭昭文隻做了三個月的傀儡皇帝，被廢後仍免不了一死。北魏後期權臣爾朱兆連續廢殺了兩個皇帝，繼爾朱氏掌權的高歡緊接著又廢殺了兩個皇帝，北魏的最後一位皇帝被權臣宇文泰鴆殺。北周的五位皇帝中，有兩位被權臣宇文護所殺。
權臣之所以能爬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憑借的是智謀和勇力，這種本領遠勝於昏狂無知的少年皇帝。欲圖篡位的權臣經常使用的伎倆是，先廢殺在位的成年皇帝，然後擁立幼主，再圖禪位。例如唐代就落入這樣一種結局：同樣以軍事起家的朱全忠殺了38歲的唐昭宗，另立其13歲的幼子，三年後朱全忠禪位為帝，幼帝被毒死，諡為哀帝。
臣屬之間的博弈實質上和君臣博弈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在封建人治的政治環境中，上級官員對於下級來說完全可以說是一個小皇帝。雖然這種關係也是錯綜複雜，雖然歸結起來也依然是權力的紛爭，但是權力的邪惡在於，它的背後是一切的一切，因此，中國的封建官場上總是在上演著“精彩紛呈”的權力博弈。
當然，中國曆史中的博弈並不隻在戰爭與官場中演繹，博弈的觸角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伸進了曆史的每一個空間。
中國之大、人口之多使中國曆史中的博弈總是紛繁迭起，幾個最主要的有：君王與屬臣之間的博弈，君王與其人民之間的博弈，官吏之間的博弈，官吏與平民之間的博弈，平民之間的博弈。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有官場上的博弈，戰場上的博弈，商場上的博弈等等，不一而足。
博弈並不是單純的對抗，雖然在很多的情況下，博弈雙方的目標是直接衝突的，但是在這種衝突的背後，又隱藏著一種潛在的合作因素。正如上麵的那場皇帝和權臣的博弈，雖然衝突迭起，但最後達成的結果還是要合作。我們研讀曆史中的博弈，不是為了學習如何與人衝突，而是要探尋怎麼與人合作。當然這是需要智慧的。
呂夷簡的妙計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麼怎樣突破博弈均衡帶來的困境呢？辦法是有的：通過改變博弈的參與者的收益來達到改變均衡狀態的目的。當然改變後的博弈並不是沒有均衡，打破了原來的均衡，產生的是另一個新的均衡。
博弈均衡帶來的困境最根本的還是因為人都有自私的本性。隻要博弈的參與者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困境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困境牢不可破。在很多的時候，隻要改變博弈的條件，均衡就可能隨之改變，當然也就走出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