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爸爸的前半生一定有很多的難以忍受的痛苦。他是個內心極度嚴肅的人，他的這種內在的品質表現出來就是，他在生活中是個非常幽默的人，幽默到我媽媽總對他怒目相向，覺得他老不正經。在難以忍受和內外反差的雙重打擊下，他的頭發過早的掉落了，這種掉落是不正常的，就好比你在盛夏時節看到一棵年輕的小樹掉光了葉子。我爸爸是個很高調的人，不會韜光養晦這一招，希望全天下都知道他的優點，他是個聰明人，可是他找不到證據來向世人證明他的聰明。幸好在他四十多歲的時候這種特質自己表現了出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聰明以致絕頂。
我上大學的時候經常會想念我爸爸，透過教室髒乎乎的窗戶眺望遠處的街道，我爸爸送我來上學的時候這條街很熱鬧，有行人，有學生，有家長，還有城管。
這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流氓，我水平太低，分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種，但我知道有一種流氓叫做城管。
近距離的看見城管這種形式的流氓是在高三那年，那時候我已經轉到了T市上學，筷子這個人已經在我的世界裏消失了，我隻記得曾經有一個上進的流氓總是給我大白兔吃。
遠遠的就看見有一大隊人浩浩蕩蕩的在夜市上推進，太陽還沒有落山，它的餘暉仍然熱情的炙烤著擁擠的T市，給行人和馬路鑲上一層曖昧躁動的金邊。我背著雙肩背隨著人流往前漂，為什麼用“漂”這個字呢，原因是這樣的：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很辛苦——這從我們一生下來就失聲痛哭可以得知；生活在這樣擁擠的大城市很辛苦——這從我很少看見這裏的行人笑可以得知；作為一個高三的生活在這個大城市的學生，我有足夠的理由辛苦，因而我也很少笑。每天早上天還不亮就起床，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生，不如，死。這種在外人看來不能理解的情感也隻有上過高三的人才能理解，這麼說也不完全對，因為有些人的高三上的並不辛苦，假如孫磊上了高三的話，他一定不會像我這樣累死累活。
很多的東西是沒有準確定義的，何況我是個不善表達的人，所以我說不明白到底怎樣說才能說明白這種生不如死的狀態。我上大學的時候宿舍裏有一個朝族人，她不明白什麼叫野史，一個宿舍的人都沒能說清楚，於是朝族人更迷惑了，就在大家都抓耳撓腮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說，非官方的就叫野史。我們這些抓耳撓腮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野史。我那時候覺得自己也是個少數民族，對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確切的說是博大精深的漢文化，我不能理解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沮喪。我一直和別族人說五千年文明的源遠流長，其實它並不到五千年，這隻是一個虛指，虛指它的長，中國人就是喜歡把淺的東西弄深，這樣一來，它就變得艱澀難懂，進而神秘，招致一片的唏噓欽羨，這麼做很好，也不誇張，因為全球就剩下這一個全活兒的古文明了。客觀來講，中國人確實有這麼做的資本，誰也說不清這個文明到底有多文明，我們的曆史記載早在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有一個叫張衡的小子發明了一件地震儀，這個地震儀能準確測出一千多裏外的地震。至於這個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是多少年，你自己上百度查去吧——您有不知道但又灰常想知道的事嗎？那麼來百度吧！除此之外我們的曆史還記載了很多的神奇的東西，誰也說不準這些神奇的東西到底有多神奇，因為早就失傳了。據說有個叫魯班的人發明了會飛的鳥兒，我想這就是早期的飛機，不知道萊特兄弟聽沒聽說過這個人。當然這隻是野史記載，這個野史的名字叫做《十全九美》。
我覺得說出“非官方就是野史”的這個人很牛叉，很有語言天分，田瀟瀟也是一個有天分的人，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去定義流氓這個詞彙，我把我我喜歡的大多數生活狀態都定義為流氓。有一天，田瀟瀟說，作為一個流氓，在看得見的地方堅強，在看不見得地方悲傷。我幡然醒悟，雖然她的定義說的隻是流氓的一種，但這就是我喜歡的流氓，這種流氓太唯美了。我認為流氓是天真的，單純的。假如一個流氓喜歡上了你的什麼東西，他會走過來直接把它拿走，你不讓的話，他就會給你一板磚或是一鋼管兒，你不要說這個流氓多麼無賴，流氓和無賴完全不相關的兩個詞彙。流氓之所以會這麼做，就是因為他的單純，他以為他生活的時代是共產主義時代，所有的東西都是共有的，所以拿你的東西不用打招呼，沒這個必要，因為你的就是他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流氓是最早踐行共產主義的人，他們比誰都熱愛和支持馬列，支持恩格斯。你不讓他拿，你就妨礙了他對馬列主義的踐行，這性質馬上就升級了，不一樣了，你這是不熱愛黨，不支持社會的發展潮流，你因為自己的無知而激怒了共產主義，於是他們要懲罰你。可是在他們單純的思想裏想不到更複雜的懲罰方式，於是板磚拍在了你頭上，你得感謝滿地都是板磚，而不是長矛。他們的懲罰是本能反應，不是出自本心的，這從這種懲罰的原始性就能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