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的運河交通，作為沿運河樞紐城市，溝通著南北東西，揚州自然成了五方雜處、群英薈萃之地，也自然形成了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揚州的文化，便顯得十分繁榮。李廷先的《唐代揚州籍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唐代詩人和揚州》，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考列。
揚州文化在清代，更是如日中天。文人沙龍、戲曲曲藝、揚州學派、揚州八怪，揚州，儼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鎮。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經談道：“廣陵為天下文士之大逆旅。”（《與李畹佩》）此言真實不虛。而這文士逆旅的主人，其一要歸於揚州的鹽商。他們中一些人，喜歡延接文士，主持文化沙龍，如雍正、乾隆時期馬曰琯、曰璐兄弟，其小玲瓏山館，就可以說是當時揚州的一個文學大本營，集結了一批極富有實力的文人雅士，如全祖望、姚世鈺、厲鶚、陳章、張增，都聚集在此。馬家的叢書樓藏書頗富，號稱江北第一，乾隆朝纂修四庫全書，他家的進書，就有760種；而厲鶚纂《宋詩紀事》，也是利用了這裏的藏書條件。堪稱18世紀畫壇翹楚、揚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初來揚州時，落寞無奈、貧困潦倒，是馬氏兄弟奉其為上賓，為他特意安排了“七峰草堂”落腳。汪氏晚年編定的詩集《巢林集》，也得到馬氏兄弟的資助得以出版。其二才是達官顯貴，如曾任揚州鹽運使的盧見曾，曾“築蘇亭於使署，日與詩人相酬詠，一時文宴盛於江南”，還曾主持修禊虹橋，“其時和修禊韻者七千餘人，編次得三百餘卷”，“公兩經轉運，座中皆天下士，而貧而工詩者，無不折節下交”，所謂“複以風雅之稱，歸諸盧抱孫轉運”矣（《揚州畫舫錄》卷十）。
清代揚州的戲曲曲藝事業，也極其興盛，這更與鹽商們的推動直接有關。以戲曲來說，鹽商蓄養家庭戲班，如徐尚誌的老徐班，洪充實的大洪班，江春的德音班、春台班等；招至名流演員做台柱，如江春延聘蘇州楊八官、安慶郝天秀等；舉辦全國性戲曲班社彙演活動，如因為乾隆南巡，他們征集諸腔名班來到揚州。應該說，沒有鹽商的熱情推動、出資出力，就不會有清代揚州戲劇的這種特殊繁興。清代揚州的曲藝藝術，評話、彈詞、清曲等，可謂百花齊放、爭奇鬥妍。如說書業不僅“各街巷皆有之”，數量可觀，重要的是，大家名家輩出，如柳敬亭、鄒必顯、浦琳、葉霜林、徐廣如、吳天緒、龔午亭等，都譽滿天下。薪火相傳，至近世而其風不墜，李國輝、藍玉春、王少堂、康又華、馬鳳章等，將揚州的說書藝術，發揚光大。
清代揚州文化是值得驕傲的，這與鹽商對於文化的扶持直接相關。修建和資助書院是揚州鹽商的另一大貢獻。如乾隆初汪應庚捐資5萬金，重修揚州府學；馬氏出重金，修建著名的梅花書院等。書院的發達，學術空氣的濃厚，為產生學術史上彪炳千秋、被後世學人讚歎不止的揚州學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揚州本地的汪中、焦循、阮元。橫空出世的“揚州八怪”，金農、黃慎、鄭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羅聘等一批高標個性的畫家誕生在揚州地區，構成當時畫壇一道亮麗耀眼的風景線。
漫步在揚州古運河沿岸，邗溝故道、吳王廟、隋煬帝陵寢、迷樓故址、由北進入揚州的第一個碼頭、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重要港口茱萸灣古鎮、唐代繁華一時的東關街以及東關古渡、鑒真東渡的出發地古運河碼頭、宋大城東門雙甕城遺址、南宋阿拉伯式建築普哈丁墓、伊斯蘭教名寺仙鶴寺、浙派建築吳道台宅第、天主教耶穌聖心堂、佛教長生寺，以及個園、何園與康山街、南河下曾經的鹽商豪宅與會館群，揚州古港、水利和城池建築的曆史見證古灣頭閘、水鬥門、龍首關遺址，明代古塔文峰塔及附近的寶輪寺，清代的龍衣庵，瓜洲古渡、瓜洲城，可謂林林總總、琳琅滿目，觀之如行山**上，目不暇接、美不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