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關在屋裏三天，想了三天。最後，他鼓起勇氣，拿出筆和紙，把自己的身世、現在的困境如實地寫下來，寄給日本很有名的報紙——《朝日新聞》，然後就到哥哥工作的那家木工廠打工。他的工作是最後一道程序，就是把做好的椅背、椅座、扶手、椅腿這些配件組裝在一起。看起來簡單，但是，因為流水作業，所有這些程序需要在一分鍾內完成。一天下來，胳膊酸痛得抬不起來，而他一天的薪水是兩千多日元，一個月不到十萬日元。
但是一個月後，他收到了500多萬日元。他的信郵出去後，一位好心的編輯看了，非常感動，也很同情他，把他的信全文在報上發表了。電話、信件和彙款像雪片似地郵來。一個月內，就郵來500多萬日元，交學費已綽綽有餘。這意外的驚喜，讓他有說不出的感動。他選取了東京大學，交了學費，剩下的錢他捐給了和他一樣麵臨困境的學生。
從東京大學畢業後不久，他被派到日本駐沈陽領事館，負責處理中日文化經濟合作等事務。後來他又回到日本，現在是日本著名的伊藤株式會社高級負責人。而當年和他一起在那家木工廠做工的哥哥，現在依然還在那裏做椅背。做了半輩子椅背的哥哥自己從來沒在那椅背上靠～靠，他自己的背已像他做的椅背一樣彎了。
當你身處絕境的時候，悲觀失望、向命運妥協是最愚蠢的選擇。隻有不斷抗爭、敢於對命運說“不”，才能最終跳出牢籠，走向希望。
播種希望
小時候，他每年夏天都要隨父母去內布拉斯加州看望爺爺。
記憶中，爺爺是佝僂著身子，瘸了腿的。聽爸爸說，爺爺年輕時很英俊，很能幹，做過教師，26歲時就當選為州議員了，正當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卻得了病——嚴重的中風。
寬闊的原野，高高的草垛，哞哞的牛聲，清脆的鳥鳴，使他流連忘返。“爺爺，我長大了也要來農場，種莊稼！”一天早上，自己興致勃勃地說出了自己的願望。
“那，你想種什麼呢？”爺爺笑了。“種西瓜。”“唔，”爺爺棕色的眼睛快活地眨了眨，“那麼讓我們趕快播種吧！”
他從鄰居瑪麗姑姑家要來了五粒黑色的瓜籽，取來了鋤頭。在一棵大橡樹下，爺爺教他翻鬆了泥土，然後把西瓜籽撒下去。忙完這一切。爺爺說：“接下去就是等待了。”
當時他並不懂“等待”是怎麼回事。那個下午，他不知跑了多麼趟——去查看他的西瓜地，也不知為它澆了多少次水，把西瓜地變成一片泥漿。誰知，直到傍晚，西瓜苗卻連影子也沒有。晚餐桌上，他問爺爺：“我都等了整整一下午了，還得等多久？”
爺爺笑了：“你這麼專心地等待，也許苗會早點長出來的。”
第二天早晨，他一醒來就往瓜地跑。咦！一個大大的、滾圓滾圓的西瓜正瞅著我笑呢！我興奮極了——他種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了！
後來，他知道這個西瓜是爺爺從家裏搬到瓜地裏的。盡管這樣，他不認為那是一種遊戲，是慈愛的爺爺哄騙孫子的把戲，而是在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心裏適時播下一顆希望的種子。
如今，他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事業上也有所成就。而他覺得自己樂天的性情與成功的生活，是爺爺為他在橡樹底下播的種子長成的——爺爺本來可以告訴他，在內布拉斯加州種不出西瓜，八月中旬也不是種瓜的時節，而且樹蔭下邊也不宜種瓜……但是他爺爺沒有這麼做，而是讓孫子真實地體驗了“希望”與“成功”的滋味。
對於孩子的教育，很多時候不能拘泥於死板的規則。給他們小小的內心播上希望的種子，才能獲得豐碩的成果。
最珍貴的是自己
1946年的秋天，26歲的汪曾祺從西南聯大肄業後，隻身來到上海，打算單槍匹馬闖天下。在一間簡陋的旅館住下後，他就開始四處找工作。工作顯然不好找，他便每天在胳肢窩裏夾本外國小說上街。走累了，他就找條石凳，點燃一支煙，有滋有味地吸著，同時，打開夾了一路的書，細心閱讀起來。有時書讀得上癮了，幹脆把找工作的事拋到一邊，一顆心徹底跳入文字的海洋。
日子越拖越久，兜裏的大洋越來越少；能找的熟人都找了，能嚐試的路子都嚐試過了。終於，有一天下午，一股海濤般的狂躁頃刻間吞噬了他！他一反往日的溫文爾雅，像一頭暴怒不已的獅子，拚命地吼叫。他摔碎了旅館裏的茶壺、茶杯，燒毀寫了一半的手稿和書。然後給遠在北京的沈從文先生寫了一封訣別信。信郵走後，他拎著一瓶老燒酒來到了大街上。他邊迷迷糊糊地喝酒，邊思考一種最佳的自殺方式。他一口口對著嘴巴猛灌燒酒，內心裏湧動著生不逢時的蒼涼。晚上，幾個相熟的朋友找到他，他已趴在街角醉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