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普通大眾不會知道我在蘇格蘭，並且對事情發生時的情況一無所知。工人在卡內基工廠裏被殺害，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幾年裏被人掛在嘴邊。不過還是有些事讓我滿意。參議員漢納是全國市民聯合會的主席，這個機構是由資本家和工人代表組成的，在雇主和雇員之間發揮了良性的作用。奧斯卡·斯特勞斯當時是副主席，他邀請我去他家吃飯，同時見一見聯合會其他官員。在具體時間定下來之前，我一生的朋友馬克·漢納（這一機構的主席，前駐克利夫蘭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參加了斯特勞斯先生的晚宴，當晚餐結束時，斯特勞斯先生站起來說，他們已經考慮了漢納先生的繼任人選，所有的勞工組織都讚成由我出任這一職務。當時有幾個工人代表也在場，他們一個個站起來，表示支持斯特勞斯的主張。
我記得當時有多麼的驚訝，我得承認，對他們我又是那麼地感激。我感覺到工人們對我的一片真誠和同情，我工廠裏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國大眾的眼裏，這完全相反。因為荷姆斯泰德暴亂，卡內基工廠就是代表著工人正當收入被剝奪的地方。
在斯特勞斯家的宴會上，我起身解釋說，我不能接受這一巨大的榮譽，因為我必須避開夏天的炎熱，而作為主席，則必須在每個季節都時刻準備著應付突發事件。當時我極為困窘，盡管我努力讓所有人理解，這是我所收到過的最讓人欣慰的禮物，因為這是對一顆受傷的心的寬慰。最後，我說，如果能選我進入執行委員會，我將倍感榮幸。為此，我獲得了全票通過。由於荷姆斯泰德暴亂和工人被殺害，普通民眾一直認為我對這一事件，對所有工人都負有責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脫了。
我要感謝奧斯卡·斯特勞斯先生為我作的辯護，他讀過我早期的一些關於勞工問題的文章和演講稿，他還經常向工人引用我的觀點和主張。另外，我也要感謝兩位出席這次晚宴的來自匹茲堡的工人代表--懷特和謝菲爾，他們很熱心地向聯合會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紹了我與勞工之間的良好紀錄。
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在匹茲堡的圖書館大廳舉行了盛大的集會來表示對我上任的歡迎。我向他們作了一番發自肺腑的演講。我記得其中的一句話，永遠都不會忘記，就是關於資本、工人和雇主之間的關係。我說這三者就像一張凳子的三條腿，沒有誰先誰後，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後，所有人都跟我熱烈地握手，我們的心再次連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裏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來，盡管那已經離這場景有十萬八千裏，但畢竟我有過一段極為糟糕的經曆。
在荷姆斯泰德糾紛之後，我的朋友，羅特格斯學院的約翰·C·範·戴克教授告訴了我接下來的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從加利福尼亞的一個海灣出發，要去佛得角的一個朋友的牧場。期望在索諾拉雷普山上打一個禮拜的獵。這個牧場遠離文明世界，我本以為在那兒除了少數幾個墨西哥人以外，就隻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發現了一個人講英語，後來知道他是美國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麼將他帶到這裏來的，因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與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麥克盧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個出色的技工，受雇於荷姆斯泰德的卡內基鋼廠。他就是俗語所說的“高手”，薪水很高，結了婚，並且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家和可觀的財富。除此之外，他在當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因此被選為荷姆斯泰德的鎮長。
當1892年罷工爆發時，麥克盧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罷工這一邊。作為鎮長，他下令逮捕那些前來保護工廠、維持秩序的私家偵探們。他認為，他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釋說，這些偵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範圍內的武裝力量，他有權逮捕他們，並且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個命令引發了流血衝突，衝突變得嚴重了。
當然，罷工的故事所有人都能知道。罷工工人最後遭到了鎮壓，麥克盧基呢，他被認為是個凶手、暴徒、叛徒，還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對他的攻擊。他受了傷，被當局通緝追捕，忍饑挨餓，被迫逃亡，等風頭過去後再說。然後，他發現自己被列入所有鋼鐵廠的黑名單中，在美國再也沒有人敢雇傭他。他的錢花光了，最慘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經曆了這種種變遷，他決定去墨西哥。當我遇上他時，正準備去那裏的煤礦找活幹，然而對於墨西哥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最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像他這樣的技術工人。他什麼也做不了，又沒有錢。很自然地，當他跟我說起他的不幸遭遇時，我為他感到非常遺憾。尤其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決不會無謂地空發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