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先生在阿爾圖納呆了3年時間，接著又麵臨升遷了。在1859年他成為了公司的副總裁，在費城擁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我何去何從？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會帶我過去嗎？或者我還是留在阿爾圖納，麵對一個新上司？種種想法折磨著我，與司各特先生分別對我來說太過痛苦，為一個替代他的新上司服務我認為也不可能。在那時，我一直認為，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負責。我從未想過，如果沒有他，我是否還會獲得提升？
他去費城與總裁會麵回來後，把我叫進了他家的私人房間，他一般在這裏與辦公室進行聯絡。他告訴我說，他去費城已成定局，部門經理伊諾克·劉易斯先生將成為他的繼任者。我饒有興致地聽他漸漸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話題引向對我的安排，最後，他終於說：
“現在，我們來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覺得你可以管理好匹茲堡分部嗎？”
我正處在一個自以為能勝任一切的年齡，我不懂得我不應該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沒有想過別人也會認為我現在能勝任安排好的任何工作，更不用說是司各特先生了。當時我還隻有24歲，但我那時的榜樣是約翰·拉塞爾勳爵，他曾宣稱，在第二天就可成為水上艦隊的總司令，還有華萊士和布魯斯。因此我對司各特先生說，“我想我可以。”
“那好，”他說，“坡茲先生（當時匹茲堡分部的經理）將要被提升到費城的運輸部去，我推薦你繼任他的職位，他同意給你一個機會，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
“薪水，”我很生氣地說，“難道我在乎薪水嗎？我不要薪水，我隻要那個職位，能夠到你先前的職位，回到匹茲堡分部，這已經夠榮耀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興給我多少就給我多少，並不一定要比現在給我得多。”
那時，我每個月拿65美元。
“你知道，”他說，“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每年的工資是1500美元，而坡茲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在開始的時候，給你每年1500美元會比較合適一些，如果你幹得好，不久之後，你可以拿1800美元，對此你感到滿意嗎？”
“哦，求求你，”我說，“不要跟我提錢！”
那不僅是雇傭和薪金的問題，在那兒，在那時，我的升遷還未公開。我將有我自己的一個部門，我不用再在來往於匹茲堡和阿爾圖納的指令上簽下“T.A.S”，我現在可以寫上“A.C.”這對我來說，已經是足夠大的榮耀了。
任命我為匹茲堡分部經理的命令發布於1859年12月1日。接著，馬上又要準備搬家，這種改變是令人欣喜的，盡管我們在阿爾圖納的住所有諸多優勢，尤其是我們還在郊外一處風光宜人的地方有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周圍還有一大片空地，在那裏我們可以盡享愜意的鄉村生活。但是這一切與回到老朋友、老相識中間，回到即便又髒又亂、煙塵籠罩的匹茲堡相比，其分量便輕如鴻毛了。我的弟弟湯姆在阿爾圖納時學會了電報技術，他將和我一起回到匹茲堡，並且成為了我的秘書。
接下來的那個冬天是我所經曆過的最為嚴酷的寒冬。鐵路線的建設質量很糟糕，裝備的效率低下，根本應付不了當時堆積如山的業務。鐵軌修建在大塊的石頭上，需要鐵鑄的跪座加以固定，據我所知，有一個晚上共有47個軌座斷裂。因此事故頻繁，便不用感到驚訝了。作為部門經理，我在那些日子裏必須在夜裏用電報指令發車，外出處理所有的事故，要做一切事情。有次一連8天，日以繼夜，我都在鐵路線上，處理一個又一個的事故，清除一個又一個障礙物。可能在所有曾擔任過這項管理工作的人中，我是最不顧及、體恤下屬的一個。也許是靠一種責任感的支撐，我本人從不知疲勞，但我讓手下的員工也超負荷的工作，沒有細心考慮到他們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我總是在任何時刻都能睡著。晚上，在一節破舊的車廂裏抓住時間躺上半個小時便已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