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的首都格外平靜，平靜的有幾分詭異。若是尋常時候，一進臘月，首都的各個部委門口必然會停滿了下麵省市縣駐京辦的車，權貴人家的門口，也是站滿了提著各式各樣禮物的人。隻要有點實權的官員，都能深切地體會到濃厚的年味，以及送禮之人的曲意奉承。
彭建國當然也不例外，他也敏銳的感覺到了這種平靜之下的詭異。作為計劃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頭上還頂著一個中央委員的頭銜，彭建國在計經一係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要知道之前每逢過節，彭建國都要躲出去過節，能真正上門的人寥寥無幾，都是彭建國的心腹之人。可是這一年春節卻不同，不光沒有了門外等候的人群，連上門送禮的都比往年少了許多。
計劃經濟委員會裏有十七個副主任，其中有九個都是正部級待遇，彭建國作為常務副主任，自然也是堂堂正正地正部級。但同為正部級，地位卻是不一樣，單是中央委員這個黨內職務，就是天壤之別。
一般情況下中央委員大概會有200人左右，但整個國家的正部級至少是這個數目的三倍以上。黨內職務或許沒有什麼實權，但在華夏的政治製度之中，沒有足夠的黨內資曆和地位，想要真正的做到高位上，簡直是癡人說夢。
彭建國已經在發改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坐滿了三年，黨內資曆已經足夠。正值學院派得勢之時，若是不出什麼意外，等明年換屆的時候，彭建國有很大機會動一動。這一動，也就意味著時年六十一歲的彭建國有機會進入國家領導人的層麵上，成為政治局的一員，不由得彭建國不動心。
彭建國是1937年生人，恰巧是抗戰全麵爆發之際，按說也不應該叫建國。不過彭建國家貧，老父為了讓自己這個獨子能活下去，故意起了一個類似狗剩這樣的小名，寓意名賤好生養。
也倒是應了彭父的意思，雖然戰亂時節，彭家一大家子人都死於貧苦戰亂，但是彭建國卻倔強地生存了下來。做了幾年小乞丐，遇到貴人讓他上學，才認識了幾個字。正值199年，貴人也隨著常凱申逃去了台灣，小乞丐彭建國也沒了依靠，去了工廠做學徒，這才自己給自己起了個大名，彭建國。
其實彭建國根本算不得學院派的人，不過是讀了幾年夜校，後來參軍退役之後又被推薦到工農兵大學讀了幾年馬列主義，才勉強混得上大學學曆，可是經不住彭建國會鑽營啊。那段做乞丐的日子教會了彭建國察言觀色的本領，讓他從一個小乞丐一路成長為優秀的基層幹部，而十年動亂時期身邊人的種種遭遇，又讓彭建國明白了正確站隊的重要性。
從總設計師第二次上位開始，當時還是一個鄉下幹部的彭建國就看清了未來的政壇發展方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出，彭建國就果斷嗅到了這其中蘊含著地機遇，找了幾個筆杆子就寫出一篇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寄給了《光明日報》，並且成功刊登，成為省內最早響應真理問題大討論的積極分子。這還不算完，小崗村的包產到戶的消息一傳到彭建國這邊，彭建國也以最快的速度讓治下的所有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也同樣是省範圍內的先行者。
這樣理論與實踐並重，又能與時俱進的好幹部怎麼會繼續埋沒下去？更何況彭建國還是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又曾經過軍隊這個大熔爐的錘煉，很快，彭建國的仕途就完成了縣城到省城再到中央的三級跳，甚至被總設計師接見過多次。
往往彭建國這樣起於微末之中的官員政治嗅覺會更加敏銳。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時任直隸省某市市長的彭建國就看清了學院派未來遠大的前景。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推進，經濟發展也成為了當前的重中之重，自然，對於官員的選拔也要向高學曆擁有經濟方麵才能的官員偏向。
自然，彭建國便通過之前結交的關係報上了首都某大學的在職研究生。對於彭建國來說，他看重的並不是學曆，也不是在學習期間學到的什麼經濟知識，而是關係與派係。首都某大學正是當時學院派的發起地之一，從首都某大學走出去的官員在整個學院派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憑借著彭建國在官場中廝混出來的本事，很快就攀上了學院派這顆大樹，並且憑借著鑽營的本事，在學院派裏也混出了自己的派係，成為學院派彭係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