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學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近代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龔詩今存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
龔自珍是清代著名的愛國學者和詩人。
在龔自珍所處的時代，清朝的“文字獄”，還是很厲害的。讀書人動輒得咎，往往由於自己的文字而罹難的冤案，時有發生。敏感的龔自珍真切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激烈跳動，他再也不能繼續走考據學的老路了。他並不因為害怕涉及政治問題，就像當時的許多學者那樣，一味地鑽到故紙堆裏去搞那種古老而又艱深的學問。他的學問所涉及的方麵，更深廣得多。他勇敢地、義無反顧地走自己的路，終於成了近代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者，成了主領清代文壇“三百年來第一流”的愛國詩人。他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充滿愛國豪情的著名詩句，至今為人們所傳誦。
他有幾個誌同道合、引為知己的朋友，那就是林則徐、魏源、同是詩人的張際亮等。龔自珍同他們交往都很密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據說，在鴉片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他們曾在北京以詩會友，詩友們都是極力主張禁止鴉片輸入、抗擊英國侵略的有力人物。在禁煙抗英問題上，這些人更有傾訴不盡的愛國衷腸。
龔自珍深知鴉片對人民的危害，所以他大聲疾呼：“食妖宜絕！”他全力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一八三八年底，當林則徐奉旨馳往廣東禁煙時，龔自珍聞訊無限欣喜，提筆寫下《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並為林則徐禁煙獻計獻策，希望他“宜以重兵自隨”，並要他多帶能工巧匠。但是，由於朝廷內部的鬥爭相當複雜，林則徐自己也有難言的苦衷，對於龔自珍的南下要求，隻得婉言謝絕了。
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為乙亥年，四十八歲的龔自珍，由於“好直言”，得罪了不少達官顯貴，受到排擠和打擊，他同朝廷權貴們越來越難相處了。於是就以父母年事已高，需侍奉雙親於晨昏為由，辭去官職，返回南方老家，那時是這一年五月。同年十月，他又北上接回家眷，在南北往返的途中，特別是五月單身回歸，一路上，走走停停，各處看看，遇事想想，他的創作獲得了很大的豐收，光詩就寫了三百一十五首，都是七言絕句。因為是乙亥年寫的，所以他把這些詩編集在一起，命名為《乙亥雜詩》。這組詩，記錄了行程九千裏的路途所見所聞，還有對往事的回憶。他抒發的深沉感慨和憂愁，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末世行將滅亡的清王朝的社會風貌。據說，在南歸途中，詩人尚未抵家，而他在歸程中寫的一些詩篇，已經先傳到了家鄉。所以有了“詩先人到”的之說，被傳為美談。
龔自珍南歸以後，遷居江蘇昆山。在丹陽和杭州的書院裏作過短期講學。即使在這樣的境遇下，他也並不消沉，他那永不妥協的戰鬥精神、戰鬥銳氣，並沒有減弱，以更優美動人的詩句，表明自己高潔的心跡：“落紅不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詩人以此比喻自己雖然辭了官，仍然願意為國家、社會盡最後的一點餘力。他那為理想而鬥爭到底的決心，是多麼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