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我在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2001年6月，我從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畢業，旋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在鍾振振教授指導下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選題為“唐宋牡丹文化與牡丹文學”。這一選題一方麵是對博士論文《宋代詠物詞研究》的自然延伸，蓋博士論文重在梳理宋代詠物詞藝術發展演進軌跡，對於具體各類詠物之作，則無暇作係統而深入的文化觀照，而後者乃是詠物詞研究不容忽略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麵則頗受程傑教授梅花文化研究的啟示。程傑教授十幾年來致力於梅花文化之研究，彼時剛整理出版專著《宋代詠梅文學研究》，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並積極參與“國花”評選的討論。而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對梅詞和牡丹詞做過比較細致的研讀，對於程教授的研究深表認同。與此同時，前人時賢對於牡丹詩詞及牡丹文化的討論，較之程傑教授的梅花文化研究，顯得不夠深入係統。基於此，遂動念對曆代牡丹文化和牡丹文學作一番清理。
在廣泛搜羅和仔細閱讀大量相關文獻資料之後，我對中國古代牡丹文化逐漸形成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在中華民族思想文化體係中，牡丹這種花卉被賦予了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曆史文化內涵，而唐宋時期，則是這種曆史文化內涵乃至民族精神得以凝成的關鍵時期。具體而言，唐宋六百年盛衰興亡的曆史與唐宋牡丹審美玩賞活動及其文化心理，以及唐宋牡丹文學，三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步、互動關係（這種同步、互動關係，相較於梅、荷、菊等其他著名花卉，表現得尤為突出）。牡丹之所以在初盛唐之際成為“花中新貴”，與初盛唐時期王朝鼎盛的局麵（特別是武則天對牡丹由輕賤而賞愛的經曆以及盛唐宮廷縱賞享樂之風）不無關聯；牡丹玩賞之風的漫衍，與安史之亂後中唐宮廷文化向士庶、市井的傳播、擴散密切相關；唐宋時期，牡丹栽培、玩賞的中心由長安轉移至洛陽乃至江南，恰與唐宋六百年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同步。而所謂風尚的漫衍、中心的遷移，莫不與朝廷盛衰興亡息息相關。唐宋時期的牡丹文學（特別是牡丹詩詞），從主題到風格以及所體現的文人士大夫的主體精神，也與此基本同步。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們通常所說牡丹可作為國家、民族繁榮昌盛的象征，這種特定的文化指向和象征意蘊，不是在國家、民族的鼎盛、太平時期（如開元天寶、真仁之世）凝成的，而是在國家、民族趨於衰弱乃至亡國滅種的特定曆史時期（如北宋滅亡、中原淪陷，特別是南宋政權一步步走向衰敗直至滅亡），在南宋文人士大夫對於北宋、中原乃至盛唐的集體回憶中逐漸凝成的。這大約應了一句俗語：“失去的才是最寶貴的！”於是在南宋文人士大夫的筆下，在他們的牡丹詩詞中，我們看到了太多對於中原，對於北宋，乃至對於盛唐，對於長安，對於洛陽，對於曾經擁有的繁榮富庶的過去歲月的追憶；以及對於南宋政權一步步走向衰弱而終至於淪亡的慘痛曆史的深刻反思！下麵兩首牡丹詞可為明證：
曾看洛陽舊譜，隻許姚黃獨步。若比廣陵花，太虧他。舊日王侯園圃，今日荊榛狐兔。君莫說中州，怕花愁。
妒花風惡，吹輕陰漲卻，亂紅池閣。駐媚景，別有仙葩。遍瓊甃小台，翠油疏箔。舊日天香，記曾繞玉奴弦索。自長安路遠，膩紫肥黃，但譜東洛。天津霽虹似昨。聽鵑聲度月，春又寥寞。散豔魄飛入江南，轉湖渺山茫，夢境難托。萬疊花愁，正困倚，勾欄斜角。待攜尊、醉歌醉舞，勸花自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