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各體文學皆有詠物之傳統，在賦、詩、詞三大韻文文體中，詠物之作皆蔚然可觀，莫不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曆代文人何以如此熱衷於詠物？這與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的觀物傳統有密切關係，也與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的感物傳統密不可分。
《易》雲：“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詩品序》雲：“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雨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文心雕龍·物色》雲：“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這些耳熟能詳的經典論述，或述及外在之物與人類社會之間的某種關聯，或論及外物與人心、感物與狀物乃至詠物之間的內在聯係。換個說法，在我國古代文人看來，外在之物與人（類）、社會、時代乃至人心（創作主體思想情感）之間存在著密切聯係，通過觀物可以觀照、感知人類社會或時代風會；由觀物、感物進而狀物、詠物，其間無疑蘊涵著精神性、思想性、情感性的豐富內涵。物之於人，以及以物為吟詠、表現主體的詠物文學，與創作主體之間無疑也存在著相當密切的聯係。這一點我們可以大量文學史實清晰審視。
如果我們進行橫向考察，就不難發現，同一時代不同作家對於外在之物的興趣往往存在不同的審美取向。比如陶淵明之於菊，就迥異於同時代其他詩人；在詠物詩趨於成熟的盛唐時期，李白與杜甫的詠物興趣也相去甚遠。這主要是由創作主體之性分、情感、思想、觀念乃至經曆、遭遇方麵的特殊性所致。而反過來，我們或可借此窺視不同創作主體之性分、情感、思想、觀念乃至經曆、遭遇之特殊性。換一種角度，如果進行縱向審視，我們也不難發現，不同時代創作主體之詠物興趣，同樣存在極為明顯的差異，比如唐人之於牡丹、梅花與宋人之於牡丹、梅花，其表現興趣便迥然有別。這種區別源於時代氛圍之差異，同時也體現時代精神之不同。
對於唐宋時期的詠梅文學，南京師範大學程傑教授已著《宋代詠梅文學研究》、《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等專著作專題討論；對於唐宋時期的牡丹文學，雖偶見概述、鑒賞類文字，乃至有《中國牡丹全書》之編纂、彙輯部分唐宋牡丹詩詞賦作，然係統整理與精辟論述唐宋牡丹之文學和文化者，則尚不多見。透過程傑教授的研究，我們約略可以看清唐宋兩朝（尤其是宋代）賞梅之風習與詠梅文學之間相為表裏的關係，從中可以體味宋人之愛梅、賞梅、寄意於梅的特定文化心理。透過唐宋時期牡丹審美玩賞之風習以及數量頗繁的題詠牡丹之作，我們同樣可以窺見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的心靈脈動，乃至宮廷、市井民俗文化心理。
與唐宋文人士大夫之賞梅與詠梅相比，唐宋兩朝牡丹玩賞之風與牡丹文學表現出巨大的特殊性。這就是，時代的變遷直接影響牡丹玩賞風習，進而深刻影響牡丹文學之主題，這與此期賞梅與詠梅所呈現比較平穩而漸次豐富但較少受曆史、政治之變遷影響的基本態勢相比，體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此其一。唐宋牡丹文學主題之嬗變，受時代變遷之影響，層次非常豐富，且漸次深化，尤其是漸由一般性讚美、描繪對象物深化為借牡丹以表達身世之感、家國之恨等重大主題，與此期詠梅文學從一開始就著力於呈現梅花之傲雪淩霜、讚賞其清幽雅潔並與士大夫精神氣節建立起內在聯係相比，也存在較大差異。此其二。又由於牡丹玩賞之風習與宮廷、世俗之文化密切關聯，其繁盛與衰歇皆係於時代之興衰，因而透過牡丹文化與牡丹文學，恰可窺見唐宋六百年盛衰變遷之軌跡，這一點更非賞梅之風與詠梅文學所能具備。基於此，我們認為，唐宋時期題詠牡丹的文學作品，作為這一時期詠物文學所關注的興趣點之一，與這一時期時代精神之變遷，體現出鮮明的互動關係；讀這一時期的牡丹文學，可窺見這一時期民族、國家之興衰與夫時代精神之變遷。職此之故，本書擬通過全麵係統考察唐宋牡丹文化、牡丹文學，具體而微地呈現牡丹文學與時代精神之間的互動關係，為研究詠物文學與時代精神變遷之關係提供一個具體而生動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