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齊王芳嘉平（249年始）年間到晉武帝太康年間，是司馬氏的強權時代。魏末，司馬氏在排除異己、傾移大政的同時，也致力於清除異端思想和異端人格，試圖恢複禮教一統的局麵。司馬氏表麵崇儒，實質上卻運用權謀術數，劉勰評曰“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文心雕龍·時序》）。司馬氏馭政的法寶是道家的克柔之術和法家的“硬”、“狠”手段，自然真儒教並沒有恢複。外儒內道，或者外儒內法為這一時期的主導人格模式。就道而言，也隻取其柔克、機變的“內家功”；就“法”而言，不是取其法製整齊，而是取其權術。要立於那個時代，被司馬氏認可，就得穿了禮教的外衣，包藏道、法的機心，魏晉之際的名臣大抵如此。
魏晉之際複雜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學術思潮的通力作用，鑄造了西晉文人儒玄結合、柔順文明的人格模式。西晉王朝建立後，司馬氏集團和曹魏集團的矛盾不複存在，黨同伐異的鬥爭也基本結束。但司馬氏政權對士人思想和社會意識的控製確實增強了。通過加官晉爵、興禮製樂、興學校、崇教化等措施，統治者的思想意識開始全麵地向士人群體滲透，思想和學術也由多元趨向單一。西晉前期，統治集團比較重視寒素儒學之士，後者也希望能依靠司馬氏政權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們最能思想一致。儒學和出身清素，是朝廷選拔任用寒素文士的主要依據，寒素文士也以此自別於玄學名士和士族士人。
魏晉之際，豪門子弟多以玄虛相尚、浮華交遊，生活上更趨貪婪奢侈。晉初統治者有意整頓浮華，提倡清廉。例如，傅玄在晉武即位初上疏，說“天下無複清議”是浮靡流行、風氣日下的原因，因而應“舉清遠有禮之臣”。(《晉書·傅玄傳》)晉武帝同意傅玄的主張，所下詔書，也常從儒行、清素、博學、思心通遠這幾方麵評價臣下。“思心通遠”是晉人提倡的研精探微，對天道、人事能作深入的乃至形而上的思考，是受“易”“老”思想影響的結果。可見，統治者推崇的這種人格模式是結合了儒玄兩方麵的因素的。《晉書》各傳對西晉人物的評議也大致與此類似，能夠反映西晉初所崇尚的人格模式。如評鄭袤“性清正”(《晉書·鄭袤傳》)；華表家世以清著譽，表父華歆“清德高行”，表“清貞履靜”，表子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廙子混“清貞簡正”，第三子恒“博學以清素著稱”。（《晉書·華表傳》）華氏以“清”傳家，似乎成了他們區別於其他世家大族的一種資本。
又如，鄭衝“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和百家之言。有資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晉書·鄭衝傳》），可以明顯看到儒與玄、禮教與自然的結合。這些都是將儒道的因素調和在一起的人格，迎合了統治者對人才的要求。這種形式的“虛偽”由整個社會和政治的情勢決定，並不一定是個人人格的低劣所致，對西晉文學帶來了普遍影響。和統治階層的貪婪、奢侈、道德墮落、行為放蕩相比，這種儒玄結合的人格還是較為正麵的。當然，一般流於表麵，身體力行的不多。這種人格模式，反映君權和道統的意識，強調教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個性與創造力，以及批判精神。在此種人格主導下，西晉詩文重新趨向雅致，因襲前人，柔弱少力。
跟嵇康、阮籍是同輩人的傅玄，是晉詩的開創者，他比同時代的儒者要淵博得多，對音樂和文學的淵源流變及風格體製研究較深，詩歌成就也超過儕輩，體現出正統儒者的人格。但即使是儒者傅氏，也受到了玄風影響。《傅子》中雲：“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傅氏認為，“拘”、“放”都不是儒與道之本，儒與道另有真義。傅氏的看法與實行目標，好像是遵儒而不拘、循道而不放，正是儒玄結合的意圖。《傅子》佚文雲：“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仁義”是儒家的本旨，重在後天養成、教化所得，仁義而出於天性，則近於道德。原始儒家隻講“仁義”，不大講“道德”，至少不以道德為仁義之首。隻有老子才強調道德，傅玄的這種排列方式應是受道家影響，而道家否定仁義、禮法，傅玄則肯定它們，本質上還是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