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起來，我心存感激之餘，也覺得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那時社會剛剛經曆動蕩，氣氛沉悶，人們厭煩了生硬的電視語言，希望通過電視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鬆心情，有更多的空間來表達個性。《正大綜藝》大概是中央電視台第一個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節目。如果沒有薑昆、趙忠祥這樣的資深藝術家、主持人站在我身邊，也許我也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自由度。因為他們已經功成名就，所有的編導都很尊重和信任他們，所以相對地也帶動我有更多的機會表達年輕人的觀點。包括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設計，那就是讓趙老師代表受傳統文化影響深、相對中庸的社會主流觀點，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國際視野的、有一點叛逆精神的年輕人，這樣一老一少，形成某種衝突但又愉悅的氣場，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個事情還是可以反映當時整個輿論的環境跟今天有著多大的不同。我記得在節目開播的第一集裏我在主持詞裏加了一句這樣的話：“希望我們的節目能夠為大家在茶餘飯後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這話今天聽起來稀鬆平常，但當年因為這句話我還受到過批評，部主任開會批評說這句話說錯了：“我們的電視是教育人民、團結人民的，怎麼能隻為大家增加一點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是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就是這樣的。所以當我們去審視一個節目的時候，要看到它當時的社會環境，而不能夠用一個絕對的尺度去評論它的製作水平或言論尺度。
提問，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
有時在訪談中難免會問及令對方尷尬的問題，我覺得這時誠意很重要。要讓對方知道你並非刻意為難，而是更關心事實真相，這樣對方才不會拂袖而去。其次，功課很重要，這樣才不會讓對方覺得對牛彈琴，影響談興。第三，當然是隨機應變，靈活以對了。采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前，導演和製片人都說，楊小姐你一定要問問他萊溫斯基的事情。這讓我有些為難，即使是一位離任的總統也應得到尊重，怎麼去問人家這種難堪的問題？後來我了解到克林頓離任以後建立了克林頓圖書館，並在圖書館裏設立展廳，展示了萊溫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問他說：“通常總統們在自己的圖書館裏都會布置那些讓自己感到非常驕傲的曆史，您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一個展示呢？”克林頓不愧是有涵養的政治家，他直麵這個問題，談及他意在告訴後人美國黨派之爭的惡性發展。我又問道：“您在自傳裏說過，在萊溫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過著雙重生活，什麼時候您才從這種痛苦中解脫的呢？”他說：“當我跟我的妻子陳述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麵對大陪審團了。因為我從小生活在一個父母離異、充滿暴力的家庭裏，我覺得別人不會理解我，我隻有自己來處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煩，所以我一開始拒絕任何人進入我的空間。但是我最終決定把真相告訴我的妻子，我突然覺得我的痛苦解脫了，可以麵對任何人了。”
我覺得采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一個從未見麵的人坐在你麵前，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人家憑什麼要告訴你呢？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你隻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並不知道你中間會遇到什麼河流，什麼溝壑，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眼前開闊。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問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當我們回首曆史，我們要問‘為什麼’，當我們麵向未來，我們要問‘為什麼不’。”生命有無數的可能性，你的夢想還在沉睡，為什麼不把它喚醒？
選自《文學報》2011年5月5日